旅日医学专家汪先恩:疫苗风险难以彻底规避,受害后迅速救济尤为关键

来源:东方新报 作者:赵松 时间:2018-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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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接种疫苗来防止疾病传播的出发点是好的,确实也在控制疾病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疫苗本身存在相当大的缺陷,疫苗副作用尚不能完全避免,即便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在疫苗接种上也曾走过弯路。在相关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今天,最重要的是抓好质量的同时建立起疫苗损害救济制度。


日本顺天堂大学内科专家、中国留日同学总会会长汪先恩


 

了解疫苗的风险才能强化管理

 

世界各国都一样,疫苗接种由政府主导。这是因为疫苗事关民众健康、甚至民族前途,同时,也因为接种疫苗存在风险。

 

“我不打流感疫苗,我儿子也不打流感疫苗”。日本顺天堂大学内科专家、中国留日同学总会会长汪先恩精通西医和中医,但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毫不掩饰他个人对于疫苗接种的质疑。汪先恩认为,在谈疫苗问题的解决办法之前,必须对疫苗本身有一个全面的认知。

 

汪先恩说,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发生过疫苗问题,其中有和中国近期发生的疫苗问题相类似的案例,原因在于企业无良和政府监管不力,这是“低层次的问题”,汲取教训、强化监管是可以得到改善的。汪先恩指出了另外一个被舆论所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疫苗对人体的副作用。

 

可能有人会认为疫苗是一剂“良药”,注射之后就能预防疾病,但实际上疫苗本身并不是什么“万能良药”。采访中,汪先恩介绍了疫苗的原理。简单来说,接种疫苗就是从病人身上把导致某种疾病的病原微生物提取出来,然后经过培养减毒,再植入没有罹患这种疾病的人体内,让人得一次小病,从而激起人体对于这种疾病的免疫力,防止出现更严重的疾病。

 

当然,实际接种并非将提取出来的病原微生物原原本本地植入人体内,疫苗生产的关键是降低提取物的“毒性”,使其可以激起人体免疫力,但又不至于让人发生大的疾病。汪先恩说,问题恰恰就容易出现在这里。

 

在降低毒性,到底什么程度的毒性是适宜的,因人而异。某种标准对于体质好的人来说,毒性可能是比较弱的,注射之后能够起到激活病毒免疫力的作用,但是对于体质很弱的人来说,毒性可能就相对比较高,注射之后可能真的就感染得病。后来人们意识到要采用加热灭活的方式来降低疫苗的毒性,安全性会有所提升,这样虽然疫苗的效率会降低,因此需要反复接种。但灭活也是有风险的,要么当前的技术和工艺达不到完全安全的水准,要么提取的病原微生物中出现了变异的病毒,导致没有达到灭活的目的。

 

此外,疫苗生产过程中是要加入很多添加物的,疫苗中除了病毒和水分以外,还含有防腐用的水银和福尔马林,用于塑形的凝胶,作为增活剂的铝盐等等。这些成分如果吃下去,经过胃肠消化、肝脏解毒和肾脏排泄,对人体的毒性比较小,但是注射进血液里就不一样了,可能出现副作用,甚至导致死亡。另外,多数疫苗利用鸡胚生产,鸡蛋过敏时有发生。总之,疫苗副作用导致健康损害,每年在各个国家都会发生。

 

汪先恩说,最早的疫苗是18世纪的英国专家发明的牛痘疫苗,而这也是截止目前为止唯一一种称得上“完全成功”的疫苗——它让天花这种疾病消失了。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天花已经从地球上根除,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彻底消灭的恶性传染性疾病。目前世界范围内常用的疫苗有35种,多数国家政府推广接种的大概10多种。但是,“完全成功”的疫苗除牛痘以外,再没有其他的了,基本上都可能导致副作用产生,而且也没有根除某种疾病。即便在发达国家,严格按照规定标准生产,也不能确保疫苗完全没有问题,接种之后完全不会产生副作用。

 

“若干年以后,人们看现在的疫苗接种制度,可能会觉得是比较荒唐的。”汪先恩说,国际上一些知名学者也指出,过度相信疫苗是错误的,日本国内也有声音要求停止使用疫苗,“疫苗有用,但是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有用”。汪先恩提出,政府在推广疫苗接种上的强制性应该再弱一些,让民众自行选择。但同时他也承认,当前科技水平有限,知识的普及程度也有限,是否接种疫苗交由民众自行判断还比较难。

 

受害救济制度不可或缺

 

正因为疫苗的重要性和风险性,所以疫苗接种在各个国家都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也会强制性地要求民众接种一些疫苗。与此同时,疫苗可能出现副作用,这也是公认的,因此当前能够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疫苗导致损害发生后采取补救措施。

 

汪先恩说,中国应当像日本等发达国家一样建立疫苗损害救济制度,不管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不管是谁的责任,只要确定是因为接种疫苗引起的损害,都应该及时地给予救济赔偿。

 

日本在疫苗接种方面也曾走过弯路,甚至有过“血的教训”。从1948年到1988年,数十万日本民众用重复使用的针头接受了预防接种,这导致大量民众感染乙肝病毒,甚至死亡。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推测,日本有110万至140万人感染乙肝病毒,其中有近40万人是因为人为过失导致感染的。在经过全社会长时间的共同努力后,这起大规模的疫苗事件正在得到一步一步的解决。以人均最多3600万日元的赔偿标准推算,未来30年日本政府需要向近43万受害人支付近3.2万亿日元的赔偿费。

 

正是因为类似的教训,日本政府强化了疫苗接种监管,并完善了救济制度。

 

日本政府推广、民众定期接种的疫苗有11种,此外还有数种民众可以自行选择接种的疫苗。根据相关法律,定期接种由各地政府主导实施,民众可免费接种(部分需要自己负担)。自选接种费用为民众各自承担。

 

日本政府厚生劳动省官方网站关于预防接种的资料中明确写道:预防接种副作用导致的健康损害虽然很少见,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无论是否存在接种过失,只要认定预防接种和健康损害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受损者应该迅速得到救济。因定期接种导致健康受损的,可以向当地政府反映情况,并申请救济费用。如果是因为自选接种导致健康受损,半官方机构“独立行政法人医药品医疗机器综合机构”也有相应的救济制度。

 

如何申请救济费用有着固定的流程。以定期接种导致健康受损为例,受害方首先向当地市町一级的政府说明情况,市町一级政府将情况反馈给中央政府,即厚生劳动省。然后厚生劳动省邀请第三方专家进行会审,并作出健康受损是否与预防接种有因果关系的判断,以及是否给予救济赔偿。厚生劳动省将判断结果传达给地方政府,如果需要给予救济赔偿,费用由实施接种的地方政府发放。

 

对于需要救济赔偿的受害方,需要住院治疗的受害人,政府每个月支付住院治疗补贴,费用在每个月3.5万日元左右;造成后遗症的受害人,支付抚养年金,未满18岁的受害人每年可获得124万日元至155万日元,18岁以上的受害人则为289万日元至498万日元之间;预防接种导致死亡的情况下,A类疾病死者家属可以一次性获得4360万日元的赔偿,B类疾病死者,如果不是家庭收入主要来源者,家属可以一次性获得726万日元赔偿,如果死者是家庭收入主要来源者,家属可以每年获得242万日元的赔偿,支付年限为10年。政府甚至还向死者家属赔偿一笔20多万的丧葬补贴。此外,对于需要身体不方便需要人照顾的受害人,政府每年还给予5.6万至8.4万日元的看护补贴。

 

1977年至2017年的40年间,除大规模感染的乙肝疫苗接种外,日本共有3233人被认定为预防接种受害人,并获得救济赔偿。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数据,包括赔偿标准和获赔人数,都清清楚楚地公布在厚生劳动省的官方网站上。

 

切断疫苗企业与检测机构的直接往来

 

相比技术原因造成的疫苗副作用危害而言,企业的明知故犯和政府的监管不力导致的民众健康受损更加令人痛心。如防止疫苗生产企业造假,日本的经验或许值得参考。

 

据汪先恩介绍,在日本,一款疫苗的生产上市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流程,至少有企业、行业组织、政府、科研机构四方参与其中。企业要推出一款疫苗,首先要向带有行业协会性质的半官方机构“独立行政法人医药品医疗机器综合机构”提交申请和相关数据,医药品医疗机器综合机构然后把相关数据提交给主要附近技术标准审核的“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审核,同时报告给厚生劳动省。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在进行审核之后,将审核结果和指导意见通报给厚生劳动省以及医药品医疗机器综合机构。厚生劳动省会再次与第三方专家进行会审,最终由厚生劳动省决定是否可以生产上市。因此杜绝了数据造假。

 

汪先恩解释说,这一套流程中最核心的设计是,生产疫苗的企业不能与疫苗的技术审查机构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发生直接关系,不能进行利益输送,也就是说生产企业没办法影响审查机构的判断。

 

此外,相关的规定还要求医疗机构必须承担报告义务。也是就说,医疗机构在给民众进行疫苗接种过程中如果发现问题,要及时向主管部门汇报,以便及时解决问题,避免危害波及更大的范围。

 

汪先恩说,中国人口众多,疫苗供应要加强监管、立足本国研发生产,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日本在疫苗生产工艺方面是值得借鉴的,中国和日本在疫苗方面也有各种合作。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公布的资料称,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卫生部就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在免疫规划领域开展合作,先后开展了“中国控制脊髓灰质炎项目”、“中国加强扩大免疫规划项目”、“中国疫苗可预防疾病监测与控制合作项目”、“国家级公共卫生政策规划管理项目”。《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3月的报道称,为了帮助中国强化脊髓灰质炎免疫活动,日本政府10年来先后通过日本协力事业团进行派遣专家、接受进修生、提供器材等合作,向中国提供了22亿日元的援助,此次(2001年)无偿提供的1560万份疫苗与前几年提供的疫苗合计已达2亿人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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