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学”与独立,铸就日本大学气质

来源:东方新报 作者:本报特约评论员梅岩 时间:2018-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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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日大学论坛”开幕,来自209所中方院校、36所日方院校以及科研机构代表约800人参会,围绕中日大学共同关心的“如何构建一流学科”“如何创建独特的大学”等议题进行研讨。日本大学发展水平一直高居亚洲前列,日本大学也成为亚洲各国大学学习和效仿的典范,中国要打造更高水平的大学,日本的经验也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

提到日本大学,人们很快就会想到前身为“旧帝国大学”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知名学府。早在“帝国大学”时期,东京大学就为日本培养了大批优秀官僚,特别是东大法学系出身的人,几乎都可以进入各省厅成为高级官僚,因此也有了“法科万能”的说法。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并一跃成为世界顶尖经济强国,优秀的官僚是日本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也让在官僚培养方面颇有独到之处的东京大学更加出名。

相比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学风更为自由、独立,这让京都大学一直扮演着日本大学中“反官僚”的先锋角色,在这样的学风之下,京都大学更加关注治学和科研,因此培养了大批科学家,其中不少人获得了诺贝尔奖,京都大学也就成了日本的“诺奖得主摇篮”。

日本一向重视教育,东大、京大等国立大学也有着很强的实力,但日本大学最大的特色并不是举国办学,追溯日本大学发展的历史,日本大学的根基在于其“私学”传统。日本大学出现于是明治时代,当时,日本将实现近代化定为发展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发展教育,为国家发展提供人才保障。由于国力有限,起点又低,日本选择了基础教育作为优先发展目标,要求村村有小学,人人都要识字,这样的教育不仅有助于提升劳动人口素质,以推进工业化,还能让日本农民摆脱封闭状况,尽快完成从封建时代“臣民”向近代国家的“国民”的转型。在这种教育方针的指引下,日本小学、中学发展迅速,而大学则成为空白,填补大学发展空白的正是“私学”。

“明治六大教育家”中,除担任过文部大臣的森有礼外的五个人都是私立大学创办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被誉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福泽谕吉。福泽谕吉是庆应大学的创办者,他还一度成为日本近代教育的指导者,庆应大学地处三田,因此,当时也有“文部省在竹桥,文部大臣在三田”的说法。福泽谕吉原本为德川幕府做翻译,但他热衷于研究西学,厌恶幕府闭关自守的做法,因此并不全力为幕府工作,而是积极开办私学。他创办了“庆应义塾”,“庆应义塾”不断发展,后来成立了大学部,也就是庆应大学。

福泽谕吉不喜欢德川幕府,也不喜欢对打倒了德川幕府的萨长藩阀。他认为萨长控制下的明治政府和德川幕府在治国理念和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等方面并无区别,要推动日本成为现代的、文明的国家,不能靠新政府,只能靠教育的力量,让每个国民都成为独立的人,独立的人组成的日本才能成为独立的国家,这也就是他的“人人独立,国家独立”的思想。福泽谕吉戒名是“大观院独立自尊居士”,说明“独立”正是他思想的基石。

基于这种思想,福泽谕吉把教育家定位为指导国家发展的人,换句话说,他把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和近代日本国家也当作了教育对象,事实上,他对明治政府的态度正是批评和指导。为了推进现代化,明治政府曾多次征询福泽的意见,创办警察机构、博物馆等,都来自于福泽的建议。在指导政府“文明开化”的同时,福泽也认为没有人批评政府,日本就不会摆脱幕府时代的封闭,因此他创立了报纸,作为批评的阵地。

批评和指导政府的同时,福泽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教育之中,其教育目的就是要培养“独立自尊”的国民。为达成这个目的,福泽确立了“实学教育”的原则,也就是培养学生的一技之长,让他们可以在学成后独立谋生,而无需依靠政府,正因如此,庆应大学成了日本商学最强的学校,福泽担任校长的时代,庆应的学生也很少有到政府谋职的。在各类学问中,西学和外语是庆应教学的重点,随着课程不断丰富,教材不断引进,庆应也逐步形成了商学、文学、理工齐全的学科体系。

和庆应大学一样,“明治六大教育家”中其他几位创办的大学,也都是以西学教育为主,而其创办者,也都有着与福泽谕吉类似的经历。比如在英语教育方面一直名列日本全国之首的同志社大学,其创办者新岛襄就违反了幕府平民不许出国禁令,偷渡到美国,他在美国生活了10年,深入研究了美国教育制度,回国后在京都创办了同志社大学。新岛襄强调“良心教育”,这与他的基督教背景有关,同时也反映了他以学问、良心为本的教育理念。不无巧合的是,新岛襄在对待幕府和明治政府的态度上也与福泽谕吉相似,他违反了幕府禁令偷渡出国,足见他对幕府毫无好感,但他对明治政府也并无感激和敬畏,回国之后,他就娶了曾在“会津战争”中参军抗击明治政府军的八重樱为妻。

强调独立和“实学”,面向世界,积极引进欧美先进国家的思想和科学成果,这样的“私学”传统一直影响着日本大学的发展。独立精神是日本大学的根基,这个独立和欧美社会强调的独立有很大区别,欧美的独立意识,形成于封建时代的自治城市,他们为了与国王和领主对抗,强调自己的独立权利;而明治时代,日本的教育家们希望培养有独立精神的国民,以支撑日本国家的独立,这样的独立可以让人们摆脱人身依附,更能摆脱凡事都依赖他人的思想。要实现这样的独立,最重要的就是有一技之长,而这就是“实学”。在以培养官僚见长的东京大学等“旧帝国大学”,独立精神似乎表现的不明显,“实学”精神更为突出,他们培养的日本官僚,大都是一生都投身一个省厅的工作,以成为优秀技术官僚为使命的人。实际上,国立大学也不缺乏独立精神,日本官僚能成为具有“受雇于国家,而非受雇于大臣”的强烈独立意识的群体,也与大学教育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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