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颁给“贫困”研究者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本报特约评论员 梅岩 时间:2019-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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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三名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艾丝特•杜芙若和迈克尔•克雷默,他们凭借“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获奖。从这次经济学奖的评选中可以看到经济学界对贫困问题的关注,也能看到经济学发展的新趋势。

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于1969年,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和高速发展让人们越来越重视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因此设立并逐渐发展成全球最受关注的经济学奖项。该奖设立后的一段时间里,获奖者大都是宏观经济学学者,比如新古典综合学派创始人保罗•萨缪尔森,新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货币主义理论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

宏观经济学主导战后初期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学与数理科学的结合刚刚开始,理论框架和数理模型的构建让经济学实现了“科学化”,这一过程中,各类理论的创建者起到了大作用。二是战后各国急需找到合适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发展模式问题就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大萧条”导致了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破产,“凯恩斯主义”主张的政府干预政策渐成主流。但从政策效果看,“罗斯福新政”并没有帮助美国走出经济危机,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也暴露出了很多弊病。针对这些问题,米塞斯、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学者对“凯恩斯主义”发起挑战,在他们的推动下,自由主义重回主流,“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成了当时经济学界的最重要议题。

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后,人们希望经济学成为一门“精密科学”,在此背景下,计量经济学受到更多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获奖人数开始增加。计量经济学虽然精密,但经济学与人类活动紧密相关,不可能排除人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制度因素,完全用数理模型来解释和推演,弗里德曼在年逾90时曾撰文称自己“过分强调”了货币、物价和经济活动的稳定关系。意识到这一问题后,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关注人的因素,行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将心理学、人类学与经济学结合的分支先后兴起。

贫困问题、环境问题、气候变化都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议题,战后初期,发展经济学一度备受关注。当时,世界银行等全球性金融组织建立,人们把减少贫困视为维持和平和国际局势稳定的重要手段,发展经济学得到了更多重视。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加速,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兴起,但各国的普遍增长并没有带来减贫进程明显加速,这一背景下,发展经济学再次引起关注。人们想知道,为什么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没能帮助更多人脱贫,贫困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怎样才能让更多人摆脱“贫困陷阱”。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各国急于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用新兴产业、新兴城市带动增长的“头部驱动”效果不佳,很多人试图用减少贫困、强化气候和环保合作的方法来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这就让发展经济学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都成为了“显学”。

因贫困问题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有印度的阿玛蒂亚•森,他的研究重点是饥荒的成因,主要关注造成贫困的政策性因素,属于福利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孟加拉国经济学奖默罕默德•尤努斯创办格莱珉银行,为穷人提供“小额贷款”,帮助他们获得用以摆脱贫困的启动资金,人们称他为“穷人的银行家”,2006年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格莱珉银行在孟加拉国取得成功后,很多国家都出现了效仿者,想用“小额贷款”的方式帮助穷人脱贫,但成功者寥寥无几。格莱珉银行的“移植”以失败告终有两个原因,一是很多创办“小额贷款”的人忽视尤努斯的商业逻辑,格莱珉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作为一家经营贷款业务的银行,它的利率其实非常高,只是贷款额度小保证了贷款人可以及时还款,高利率保证了高利润,才让这家银行得以维持、发展。二是格莱珉银行的贷款人大都是孟加拉国妇女,她们有着成熟的手工艺技能,只要很少的启动资金(一般是1美元)用来购买原材料(如编筐用的竹条),她们就能开始生产和积累。有些效仿者选择了收益不稳定、回款周期长的业务,比如用“小额贷款”帮助农民种树,显然很难成功。

越来越多减贫尝试的失败引起经济学界的注意,经济学家开始分析贫困形成的机理,此次获奖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出版了《贫困的本质》一书,对如何打破“贫困陷阱”提出思考。他认为“贫困陷阱”就是穷人缺少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用于摆脱贫困的“第一桶金”。但是,要让他们脱贫,只给他们提供资金还不够,要改变他们的“致贫”习惯,比如不善于规划、把钱用在昂贵的治疗而非廉价的预防上等,还需要在教育、生育、健康、创业、援助、政策等多方面给他们帮助和引导。他的理论解释了格莱珉银行效仿者失败的原因,格莱珉的成功是因为它诞生在妇女普遍拥有成熟技能、市场需求旺盛的孟加拉国,人们只是缺少资金,而在其他贫困地区,要进行减贫就要实施系统性的经济和社会工程。从各类有关贫困和减贫的理论提出,到尤努斯的成功尝试,再到对“贫困陷阱”的系统分析,发展经济学变得更全面、更系统也更具可操作性。改变了发展经济学的面貌是三名经济学家获奖的原因,其背后,则是几代人理论探索和减贫实践的积累。

东亚是世界上减贫效果最好的地区。战后日本的“东洋奇迹”助推国民实现了“收入倍增”,日本从此彻底告别贫困,走向繁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奇迹”也带动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进程。亚洲各国的减贫实践效果显著,但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却没能赢得相应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亚洲各国在经济学上仍是跟进者。近代以来,亚洲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是追赶者的角色,经济管理模式也大都从欧美引进,日本“国民经济倍增计划”的理论基础“下村理论”源出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日本制造跻身世界一流行列依靠的质量管理方式中,很多方法都是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提出的(日本的品质管理奖就被命名为“戴明奖”)。亚洲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提升经济增速、减少贫困等方面的经验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重视,亚洲各国经济学界也应转变角色,不止吸收欧美成熟理论,还应积极推广发展成功经验,在提升亚洲经济学地位的同时,也让这些经验更好惠及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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