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创新高 有喜亦有忧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本报特约评论员 梅岩 时间:2021-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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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2020年度税收超过预想5万亿日元,达到约60.8万亿日元,超过了2018年的60.3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政府曾担心疫情导致的企业业绩下滑和个人消费低迷会使税收减少,但因企业税和消费税不降反增,国家税收超过了疫情之前的2018年。

2020年,日本的企业税收入达11.2万亿日元,比前一年增长了4.1%。疫情之下仍能保持企业税收入增长,主要原因在于日本经济的结构。战后初期,为了加速经济恢复,官方建立了“倾斜生产”体制,也就是将资源向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集中。利用这一体制的优势,日本迅速恢复了经济增长,开启了经济腾飞。

加入关贸总协定后,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减少,“倾斜生产”体制也告终止。但这一体制的影响却延续至今,整个日本的经济结构一直严重“倾斜”,大型企业实力雄厚,中小企业只能勉强生存;城市地区繁荣发达,地方经济长期萧条;制造业等优势行业拥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餐饮、旅游等服务业缺乏竞争力。

多年来,关于经济改革的争论都是围绕“倾斜”问题进行的。有些人主张推动各地经济均衡发展,将集中于城市地区的产业向其他地方转移,这样既能带动地方经济增长,也能缓解人口集中、交通拥堵和公害等“城市病”。上世纪中叶由通产省主导打造“太平洋沿岸经济带”就是这类政策的代表。

另一些人的主张则相反,他们认为要集中资源发展城市经济和优势产业,并以此带动地方和中小企业。“安倍经济学”就是奉行了这一理念,其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两项都有利于大型企业。然而,“安倍经济学”未能促成大型企业向中小企业的“滴漏效应”,反而加剧了日本经济结构的“倾斜”。

疫情期间,餐饮等行业备受打击,中小企业生存状况也愈发艰难。但从税收角度看,这些企业原本就经营困难,因此,疫情给它们造成的冲击对税收影响非常有限。受到中国经济恢复等因素带动,日本去年下半年经济开始恢复,特别是在出口快速增长的带动下,制造业利润迅速增长,加之“宅家”需求带动了通讯、游戏等产业的增长,企业税也因此不降反增。

2019年10月,消费税税率从8%提高到了10%。消费税不易受经济形势影响,开征消费税就是为了保证政府有稳定财源。数据显示,在税率提升后的第一年,消费税收入实现增长,首次突破20万亿日元,符合政府的期许。消费税中约两成是地方消费税,由地方政府收取,另有约两成由中央政府用于地方政府转移支付,也就是总共有四成由地方政府支配。通过消费税税率提升,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收入和更稳定的财源,有助于减轻因社保支出连年增长造成的财政压力。

税收增长却无法改善日本财政状况。为了缓冲疫情冲击,日本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实施“经济对策”,税收的增收根本不足以恢复财政平衡,日本还需继续发债。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日本在疫情期间实现税收增长也不是一件好事,它反映出日本的经济病症越来越严重。

过去,中小企业虽也弱势,但在日本经济中仍扮演重要角色,除大量创造就业机会外,还和大型企业在零配件生产等方面开展合作。泡沫经济破裂以来,中小企业在日本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不断加码的量化宽松和疫情的影响让他们日趋边缘化,以至于在税收方面的影响已经可以忽略不计,足见日本经济“倾斜”之严重。

随着大型企业加速在海外布局,原本由中小企业承担的零配件生产和服务外包业务也大都转移至中国、东南亚、拉美等地。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联系断裂,很难产生“滴漏效应”,中小企业在就业、技术创新等方面又难以发挥作用,日本经济失去弹性。

税收增长只能少许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在全球经济增长失速和老龄少子化加剧的背景下,增长势头也很难维持。日本须调整经济结构,恢复经济发展的平衡和可持续性,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改善财政状况。要做到这一点,应重点推动地方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疫情之下的全球供应链调整给日本创造了结构调整的机会,日本可利用在精密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方面的优势,加速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发展,并引导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海外企业建立更加稳固的供应关系。同时,还可增加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投入,给日本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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