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记者魏冰报道】20多年前，一部记录9岁女孩赴日留学经历的纪录片《小留学生》火遍中日两国。片中，日语零基础的主人公张素，仅仅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克服种种困难、适应了学校的学习和日常基本交流。张素的乐观和坚韧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也让她成为了中日民间交往的“荧屏使者”。

如今，“被记录者”变成了“记录者”——当初的小女孩已成为“以报道连接中外”的媒体人。近日，张素接受《东方新报》专访时表示，《小留学生》不仅影响了许多观众，也深刻影响着她自己。这段难忘的留学生活，使她与东瀛结缘。

北京冬奥会期间，张素在首都体育馆进行报道工作。受访者供图

以下为访谈内容摘编：

《东方新报》：当年您作为一个9岁的小留学生，克服了哪些难关？为此您付出了哪些努力？

张素：如今回忆20多年前的往事，作为一名小留学生的我，当年随父母旅居日本，要克服“三关”。

一是“语言关”。起初，我以为将中文说慢一些，就能让日本小朋友听懂。当然，后来知道并非如此。于是在父亲、老师、同学的帮助下，我从五十音图、单词到句子，一点点掌握日语。

二是“心理关”。从家乡骤然间来到异国他乡，纵使父母陪在身旁，也难免有许多不适应，特别是产生了从“第一名”到“局外人”的心理落差。

三是“感情关”。虽然赴日时年纪尚小，但自小接受爱国教育，对于日本这个邻国的感受颇为复杂，所以很自然地想要“为祖国争口气”。

我想，许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或许都要克服这“三关”，而克服方式殊途同归，就是努力做好每件事、过好每一天，即使遇到困难也不言放弃。就像纪录片记录的那个片段，抹掉眼泪，勇敢去学、去闯。当然，我也十分幸运，不仅有父母的强力支持，更遇见许多良师益友，包括中村直子老师、岩崎正校长、竹田友纪，还有佐藤同学、小野同学、平泉同学等，他们帮助我迅速融入了学校生活。

《东方新报》：两年后，您结束了在日本的学习生活，回到中国。在日本的这段时间，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回中国之后，您与日本师生还有什么往来吗？这段经历，对您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素：概括而言，最大收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丰富了个人的经历；另一方面，结识了广阔的世界。

因为这段难忘的留学生活，使我与东瀛结缘。当年我随妈妈先行回国后，很快就面临“小升初”，后来，我顺利地考入北京市内以教授日语为特色的月坛中学，续写这份“缘”。此后20多年间，我也曾数度前往日本，包括本科阶段有幸通过复旦大学—早稻田大学的留学项目，前往早大政治学系攻读学位。

每每赴日，我也总会重访东京西八王子（即与父母留日生活地点），拜访昔日的良师益友。这期间，中村直子老师夫妇、岩崎正校长夫妇等曾分别受邀来到中国旅游，我也与同样在早稻田大学求学的平泉同学相聚过。

时至今日，我偶尔会想象，倘若没有这段经历，我会长成什么样，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事实上，我成为一名记者，也恰恰得益于当年的留学生活，因为，我希望像前辈们那样成为记录时代、沟通中外的一员。

《东方新报》：《小留学生》是大型系列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的一部分。很多日本人在看了《我们的留学生活》系列纪录片后，“觉得中国人很了不起，也很伟大”，也让很多日本人因此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您觉得留学生身上怎样的品质，让日本人刮目相看？您如何看待留学生在中外交流方面的桥梁作用？

张素：我也曾观看《我们的留学生活》系列纪录片，并且在上海求学期间有幸见到过丁尚彪叔叔（另一集的主人公）。我很为其他人的经历所感动，钦佩于更多留学生展现出的奋斗、进取、乐观。

说起留学青年，犹记得，2012年我在应聘中国新闻社时，面试我的社领导曾问，“你知道中新社创办人、领导者与早稻田大学的故事吗”。读过社史，我了解到，廖承志先生曾在早大学习并参加革命活动。此外，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烈也与早大有着不解之缘。

援引这些历史典故，我既感慨冥冥之中有“缘”，也鞭策自己需要承担责任。我想，不同于观光旅游、商务洽谈等往来人员，留学生是极为特殊的群体。

一方面，大家好似一块块海绵，正处于汲取知识、丰富学识的关键阶段，在异国他乡求学过程中既要克服前文所述“难关”，又要或主动或被动地培养塑造“三观”；另一方面，大家相当于一扇扇窗口，是当地人认识了解他国的重要渠道，因此也肩负着展现本国风采的责任。

我注意到，许多优秀的中国青年正在成为沟通中外的桥梁，他们继承了父辈的优良品质，十分勤勉好学。同辈或后辈的优异表现也勉励着我不断前进。

图为1996年，年仅9岁的张素来到日本。视频截图

《东方新报》：毕业后，您成为了一名记者，“以报道连接中外”。您参与了哪些中日相关报道工作？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张素：走出校门，我进入中国新闻社，一晃已有10年，负责报道的领域从体育、科技到时政。得益于领导信任和鼓励，我在这些报道领域里总会有意识地结合日语特长。

比如去年有幸随团参加东京奥运会采访。在如此特殊时期重返东京，那里让我觉得既陌生又熟悉。我很快调整自己，一方面是全身心投入报道——我负责游泳、跳水、花样游泳等项目，那段时间每日几乎从早到晚都“泡”在位于辰巳的比赛场馆里；另一方面，我又利用语言优势，帮助团内其他成员做好一些沟通工作，包括约车、订餐等，这也让我很有成就感。

再如今年有幸参加北京冬奥会采访，主要负责花样滑冰项目，没错，盯紧本届冬奥会当之无愧的“明星”之一、日本花滑选手羽生结弦。我不仅成为少有的能在混合采访区用日语向其提问的非日媒记者，还在他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客串”了一把翻译。当时，国内媒体用中文向坐在台上的羽生结弦提问，但他因同声传译机器故障无法沟通。我坐在台下及时为其“中翻日”。

《东方新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您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以及一系列纪念活动。您认为，您所从事的新闻工作应怎样推动中日两国交流与合作？应怎样推动两国民众增进相互了解？

张素：专访杨所长，以及在这个特殊年份参与报道一系列纪念活动，都令我受益匪浅。在此过程中，我也跟随学者们展开思考——两国应如何重温初心、面向未来、相向而行？为了将更加成熟稳定、健康强韧的中日关系带入下一个50年，作为小小一份子、曾经受惠于中日友好的我又能做些什么。

杨所长说到“总体思路在于把中日关系的良性资产部分做大，使得不良资产的占比相应缩小”，这句话令我很受启发。推动中日两国交流合作，推动两国民众增进了解，正是为了“把良性资产部分做大”。

在参加今年一系列纪念活动时，我总听到与会学者强调要“厚植民意基础”，我想，作为媒体对此责无旁贷。具体来说，根据阶层、业别、年龄层划分，针对不同受众群体“有的放矢”。

比如，我的日本老师们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兴趣浓厚，那么对于有兴趣在文化上“寻根”的中老年人，不妨开展丰富多彩的交流项目；我的同龄人们则对当今乃至未来的社会走向感兴趣，作为沟通桥梁的我应该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并让更多人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机遇，共创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