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系副教授何晓静老师的对话，缘于她近期出版的新书。书中对日本知名造园典籍《山水并野形图》进行了翻译与深入解析，同时将探讨延伸至日本造园古籍的编著以及中日造园艺术的交流。我们不禁好奇：一位早期研究南宋江南园林的学者，为何会执着于一部日本古籍？面对这一疑问，何晓静将答案指向自身与当下。她观察到日本近代如何通过系统化研究重构其“文化自觉”，形成模式鲜明却也隐含僵化风险的范式，这面明镜，映照出中国当代在理解和激活自身造园文化时，可借鉴的经验与需警惕的陷阱。
杭州潮新闻客户端报道，采访中，她坦言曾一度思考自己的研究是否过于侧重对既有材料的梳理与归纳，是否能够在已有成果之上提出新的视角。然而在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她逐渐坚定：“总得有人把这些材料归拢起来”——这是她作为学者能做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份朴素的责任感，正是传统技法得以传承的重要根基。
为中文世界系统梳理一个近乎被日本学术界垄断的话题，搭建交流与传承的基础，是何晓静的工作目标之一。她认为，当下造园艺术的传承与重构不仅是造园师的职责，学术界的参与和帮助也至关重要。然而，这种参与在中国却存在着缺失的现象。
当今中日造园技术的传承处于何种状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作为理论学者在所谓“文化重构”的过程中扮演者什么样的角色？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从理论研究者的视角出发，请教了何晓静老师。
问：作为中国学者，您为什么会选择研究日本最早的造园典籍《山水并野形图》？它在日本造园艺术中的地位如何？这本典籍对当下的造园艺术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对它的研究（以及对日本造园艺术的研究）和今天的中国造园之间有什么关系？
何晓静（以下简称“何”）：对《山水并野形图》的关注其实可以追溯到我读博期间，当时我在做南宋江南园林的源流研究，逐渐注意到一个问题：中国园林，尤其是南宋园林，对日本造园有着深远的影响，可这个影响到底体现在哪里？我试图去进一步探究这种影响的具体面貌，但当时能找到的中日园林比较研究材料非常少，特别是在园林美学层面，常常只停留在一种宽泛的对比。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甚至为此专门写了一部分内容，但因为材料太有限，写出来也只是“猜测”，所以后来出版时还是选择了删去。不过这一点模糊的意识，其实就像种子一样已经埋在了心里。
真正开始研究《山水并野形图》，是因为2018年左右我的导师郑巨欣先生从日本带回来一套上原敬二（1889-1981）编的《造园古书丛书》影印本，并赠给了我。他知道我一直在做园林研究和中日园林关系的思考，就鼓励我好好研究这套资料。在这个过程中语言也是一大挑战，尤其是研究涉及大量江户时代以前的古文献，对理解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为此，我花了很大精力学习日语，逐渐能自己翻译、判断文意。那段时间虽然写了几篇小文章，但因为资料依旧不成体系，所以整体推进很慢。
直到2023年，我拿到了国家艺术基金，去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访学一年，才算真正进入了系统性研究的阶段。在那儿，我接触到大量日本原始文献，也第一次真正看到有那么多日本学者在文献中反复强调：中国对他们的造园思想确实有巨大影响——只是我们从来没有把这些材料翻译回来，自然也误以为他们“忘了”中国，产生了很多误解。这一年，我也开始写这本书的初稿。
这本《山水并野形图》在日本园林史上的地位，其实非常独特。虽然学界公认成书于平安时代的《作庭记》是日本最重要的古典园林文献，但《山水并野形图》从成书时间上看，部分章节甚至可能早于《作庭记》，整体来说应当是第二重要的造园典籍。这部书是一个图卷式的抄本，现存94条目，分成三个时期的文本：一部分可能是平安末期，另一部分是镰仓时期，还有一部分为江户时期后人的补写。在日本二十余部园林古籍中，它无疑是研究价值非常高的一部。
我们知道日本庭园其实是有一个近代重构的阶段，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急于确立自己的本土文化，他们一方面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一方面又有意从本土文化中寻找根源，比如茶道、花道、园林，都被重新整理、提炼，变成一种可以对外展示的“日本文化”。这其实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过程。在园林这一领域里，日本集中了一大批学者进行研究、归纳，最后发展出一整套关于“日本庭园”的方法论。我们去看今天的日本庭园，尤其是在东京、京都这些地方，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既视感——每一个庭园看起来都很像，这不是巧合，而是因为它们的建造都遵循着一个从古籍中提炼出的框架。
《山水并野形图》正是在这个传统建构中被重新发掘的重要文献之一。它的开篇就引用了东方朔，强调的是来自中国道家思想的山水理论，包括像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些方位象征，和天地人对应的格局。我觉得对这本书的研究，对整个日本造园文化建构过程的理解，在今天中国如何理解、再激活自己的造园文化这方面，其实是有非常值得借鉴之处的。
问：对于这一研究，您进行了长期的实地调研，请介绍一下您走访调查的整体情况。这本日本最早造园典籍中的技术哪些留存了、哪些消失了，这对中国的造园艺术是否有参考价值。能否谈谈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庭园现场？其中是否发现了书中不确切或未记录的内容？
何：我这些年做关于中日园林的研究，确实做了很多实地调研。由于《山水并野形图》是一部古老的日本早期造园图卷，本身的篇幅并不长，全文只有94条条目，每条配有插图，内容相对简略，图卷采用的是一种散点式的平面图法，所以在实地考察中常常会发现文献记载的和现场情况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不过这种差异其实在中国古典园林更为显著，比如我们熟悉的苏州拙政园，文徵明(1470-1559)当年为其所绘的园林图卷以及《王氏拙政园记》中所描绘的几十处景观，现今真正能够与园中实景一一对应的，大概只有八九处，其余则多为想象性、象征性的叙述，并非以写实为目标，而是寄托着强烈的精神性与文化象征。另一方面，中国园林空间还存在流失与重建的情况，例如西湖周边的曲院风荷等许多所谓的园林，会让我们联想到南宋的湖光山色，但它其实是现代的建筑设计院参考上海某公园的设计方案，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进行重建的。
日本的情况相对而言更稳定，虽然日本庭园也经历过时代变迁，但在庭园维护与传承方面，其社会机制和文化观念更为稳固。比如京都最大的庭院维护世家加藤家族，负责大量历史庭园的植物修剪与维护，尽可能保留石组、水景等原貌，他们的干预很有边界，往往只限于植物的日常养护，不会随意改动构筑物本身，这种保守性的维护策略使得许多古典要素得以延续。
在我实地考察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京都的大德寺，它是一个大型的寺院群体，包含很多“塔头”，也就是附属于寺院的小院或小庵，它们各有特色，并且定期开放。大德寺最重要的一个庭园是大仙院，它是模仿北宋画家范宽（约950-1032）所绘《溪山行旅图》来营造的，站在庭园前面看，它是一层一层往上走，构成一个“山旅”的空间感，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山水画意境在空间中的转译。另外我去大德寺参观时刚好赶上芳春院开放，那个庭园的景观出乎我的意料，其中有非常类似中国江南园林的假山叠石结构，甚至包括亭台布置，这和我们通常对日本庭园平面铺石的枯山水理解有很大差别。由这个现象我也关注到日本“枯山水”的翻译问题，日本古代文献如梦窗疏石（1275-1351）的《梦中问答集》中确实有记录“假山水”这个词，它的写法是“仮山水”。也就是说，这种叠石式山水其实是存在的，只是在后来对片假名、平假名翻译过程中变得模糊了，我们现在说的“枯山水”，可能最早就是来源于“假山水”。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紫藤架，根据南宋时期的文献记载，紫藤架在大小庭院里是十分常见的，但在中国明清以后，庭院里很难再看见紫藤架的踪迹，反而在日本庭园中，无论是禅宗园林还是皇家园林，这种方形架子上爬满紫藤的景象至今都随处可见。日本庭园还有一个特点是普遍存在写实的龟鹤叠石，而中国传统园林即便如狮子林这样讲究造型，也极少采用如此写实的表现方式。龟鹤是在日本一种常见的元素，中国比较少见，但我之前研究南宋的馆阁园林时，在文献里看到一种叫做鹤砌的东西，不过它的具体形式和构造难以判断。这类待解的古代园林构件概念，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问：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涉及大量文献、图像与现场材料，能否请您结合您的研究经验谈谈，您是如何选择研究策略并进行材料取舍的？
何：我最开始做研究时，会尝试把画与现实、画与文献一一对应起来，但后来逐渐意识到，这种方式并不总是有效，研究不可能什么都管，我得做取舍。我的做法是，如果我是以文献为主来做研究，那么我只选那些可以说明问题的绘画作品；反过来，如果我的重点是解读绘画，那么我只会选那些对我分析图像有用的文献。这种策略可以帮助我聚焦于关注点，不被材料牵着走。
我分析一个园林，一般会从花木、树石、建筑、路径、意境、郊游活动等切入，这是根据长期研究经验形成的基本维度。不过这几年园林图像学的研究慢慢发展起来，也让我有机会跳出从构成要素切入的分析框架，转而更关注图像本身，从图像学的角度去“读图”。这种方法让我看到图像如何建构园林的意义，而不仅仅是记录园林的形式。
我觉得做研究时最重要的是要明确自己在哪个学科体系里。写论文不是写小说，我们的写作是服务于学科的。我的研究大多还属于园林学或者空间分析相关的学科，目前还不能算是历史学或者图像学，因为还没有做出对图像本身的深入研究，所以方法和材料的选用也要跟着这个判断走。我有个研究生最近在研究赵孟頫的绘画，他经常拿画来问我：“老师，这个是园林的石头吗？”我会反问他：“你是要写什么？”如果他写的是园林绘画，那就得看这个石头在不同画中是怎么画的，用了什么手法，和人物、建筑之间有什么关系；但如果他写的是园林空间，那就得考虑这个石头在空间里是引导人走的，还是挡住路的。不同研究目的下，对同一材料的判断是完全不同的。
问：园林研究是一个多学科融合的领域，既涉及艺术美学，也牵涉建筑学、技术学、历史甚至宗教等学科，能否请您谈谈您是因为什么契机开始园林研究的呢？您之前也做过南宋江南的园林艺术研究，能否谈谈您所进行的整体研究的系统和思路，当下这本新书出版，在这一整体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又在哪里？
何：我在本科阶段学习景观设计时开始接触到园林设计，进入研究生阶段后，我的研究方向聚焦于传统村落的外部空间，其中就包括院落、庭园与公共空间，所以对空间理论方面存在持续的关注。到了博士阶段，在确定研究课题时我曾经历一段迷茫：是继续深入传统村落空间的研究，还是转向更具艺术性和审美特征的园林研究？经过权衡，我最终选择了后者。园林不仅在空间形态上具有高度的文化表达性，也更显著地体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质。另一方面，我所处的学院环境也深受美术学科影响，无论是绘画、图像还是美学理论，都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照。
博士阶段我主要研究南宋时期江南园林的源流，学界公认宋代园林是中国园林史上由实用型向艺术型转折的典型代表，但其实大部分学者并没有对其发生过程进行进一步的论述，所以我希望能够对南宋园林发展作出更详细的研究，从而展现出这一转折时期的具体面貌。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分析基础上的历史实证路径，由于园林本身可能缺乏实体遗存，所以常常需要通过古代文献去重建和分析园林空间的历史语境与观念变迁。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想要尝试探索中国园林对于日本造园的具体影响。
当下这本《山水并野形图研究》的出版，对我个人的研究来说，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阶段性的整理。在上一个问题中我提到了现今困扰研究者的选题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自己的成果会不会只是“搬运”或“综述”。但这种系统性的分析和总结，本身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工作，总得有人把这些材料归拢起来，搭建起可以继续讨论的基础框架。而这本书，我想就是我能做的那一部分。
问：近日，某网友按照童雋（1900-1983）先生的《园论》游览东京小石川后乐园时，发现一段竹篱笆和五代卫贤《高士图》中描绘的竹篱笆形制一致，除此之外，园中也融入了大量中国园林的审美趣味。从您的视角来看，网友的发现确凿吗？这是否说明中日造园之间的关联，您能否和我们谈谈？
何：这是非常确凿的。
小石川后乐园的营造原则就是用汉诗串联起整个庭园，庭院中的每一个景都融汇了汉诗，所以他对意境的营造，就是运用了中国诗人的方法。小石川后乐园里面有西湖、苏堤，虽然他的西湖就是小小的一滩死水，苏堤就是一根长石板桥，但是它有几处落水点确实做的很好。这几处落水点建造跟范宽《临流图独坐图》中描绘的山石湍泉一模一样。
其实日本人就是在努力学习中国传过去的园林，但是他们很多人没有来过中国，主要的学习途径就是看中国绘画。当时从宁波港口传入日本的中国定制罗汉画、宗教画成为了日本画师的临摹范本，例如足利义政（1436-1490）他收藏了大量中国作品，并让狩野派画师通过临摹或参考李公麟（1049-1106）、牧溪（1210-1270）、玉涧（生卒年不详）等中国画家的作品来创作障壁画，还会邀请中方人士品评。日本园林在发展过程中，正是通过大量吸收中国园林的审美趣味与造园元素发展起来的。
问：类似于“竹篱笆形制”的古代园林元素在现代中日社会中是否还常见？部分人认为在进入现代社会后，日本现代城市规划和园林设计中仍然存在很多对传统园林元素的再诠释。相比之下，中国在城市更新中对传统园林语言的继承和再造似乎失去了许多，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何：确实是这样，日本很早就有文化推广的意识，这在其早期的文化交流中就有所体现。比如近代日本禅宗的重要研究者铃木大拙（1870-1966），他运用外语推广禅宗思想，使得西方世界开始对东方佛教产生兴趣。这种文化其实就是一种力量，它构建了外界对自身文化的认知，景观这种认知与事实可能存在偏差，但毋庸置疑，日本在文化推广方面做的很好。
这让我们联想到当下，我们的国家也对文化推广也十分重视，不断推进“文化出海”。因为文化构建对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旦构建成功，随之而来的可能便是认同感，进而可能带来商业价值、旅游价值。
不过，日本的文化推广也存在一些问题，就是越做越模式化。日本早期造园典籍《山水并野形图》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一本秘传的书籍，仅在僧侣之间流传，只有住持才能阅览。书中多次出现“口传”的概念，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掌握住持之间口口相授的内容，即使阅读这本书，也无法真正理解其中的精髓。只有掌握了“口传”的内容，才能真正触及这门艺术的核心。这体现了艺术口传心授的秘诀，其目的也是希望园林艺术不要僵化，能够让人内化成自己的感悟，从而呈现出更活泼的状态。比如书中用“万海一峰”“万木一见”等词语来形容场景，这些场景并未具体画出，也没有说明该如何拜访景物，而是需要竟遭这自行领悟，这就使造园艺术保留了一定的灵活性。
其实这种情况不只存在于当下，江户造园师北村援琴（生卒年不详）所著的《筑山庭造传》中提到，日本有“真行草”三种规范化的造园模式，在“真行草”的框架下，先将园林的平面划分成棋格状，然后规定好棋格中的各个方位：树木、石头的摆放位置，甚至东西南北的朝向都有明确规定。而江户时期长达数百年，日本园林的建造都被“真行草”的规范化图式所框定，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园林在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就连日本当代艺术家冈本太郎（1911-1996），也批判江户以来的日本园林被“真行草”的框架束缚得过于死板。
一方面，这种格式规范能确实能让造园技艺顺利传承下去，但同时它也使艺术陷入了僵化的状态。
问：那么自战国时期以来，日本造园技法的传承是否存在从活化慢慢走向僵化的过程？
何：确实存在从活化到僵化的过程。但要知道，人是丰富多样的，当造园艺术走向僵化时，总会有一些人站出来反对，并尝试进行新的探索。
我认识一个刚毕业从北京去日本研究日本传统庭园的年轻人。他的导师曾在意大利学习西方园林。他跟我讲，他和导师交流日本园林时，作为日本人的导师，竟然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这是因为日本的年轻人大多不研究日本园林了，他们觉得日本园林的研究已经很透彻，没什么可探索的，早已形成定式。所以当他和导师交流时，导师也只能一味称赞他。或许正是因为导师自身也不了解这些内容——他们这一代更倾向于学习西方。
当然，日本现在也有一些人专门从事公共园林的创作，还有一些人扎根于日本传统园林资源进行研究，所以行业内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声音。
我个人觉得，不太能用“是否已经走向僵化”来定义日本造园。其实，其中仍有一些鲜活的元素存在；而那些已经成为定式的部分，也不能否定其美感，有些园林初见时，那种震撼感确实强烈。但当你连续看十个类似的园林后，就会感到疲惫。我在京都待了一年，也去过日本很多地方，一开始看的几十个园林，还能记住各自的位置，到后来就完全分不清了，常常需要翻看手机照片才能想起当天去了哪里。
问：中日两国的造园群体与造园典籍书写者，是不是存在一定的社会身份差异，这种差异是否影响了中日造园理论与技术的传承？
何：中国的造园群体是从上到下的一个过程，从皇家然后到高级的人再到普通的人。中国人有特别强烈的文人概念，文人在造园领域有着重要地位，不像日本没有文人这个概念，日本的文人园很少。在中国即使是很穷的文人，他也可以开辟一方天地作为一个小庭院。
日本的情况跟中国有点不一样，也是从上到下，但没怎么到下，至少在中世纪之前，园林营造者就是从皇家贵族然后到住持等上层人物，还不是普通的文人。日本的文人园谁造呢？可能大部分都是一种上层实力群体造的。
日本在中世之后出现了一个群体叫阿弥。这个群体是日本文化的一个代表，在某一方面特别有能力，比如在能乐、填词、音乐、造园等方面。造园方面，有善阿弥（2386-1482），他最开始的身份就是“河原者”。“河原者”是住在河滩上、居无定所的社会最底层的人，因为帮庭院搬石头，积累了很多真实的造园经历。根据记载推测，善阿弥原来的名字叫“寅”或者“虎菊”。在某一个年份之后，他得到了八代将军足利义政的重视，身份地位就变成了阿弥。阿弥能帮将军管一些库房的艺术库房，参与营造事务，地位很高，处于上层。
造园典籍的书写也是如此。日本早期造园师主要是贵族，他们把这些艺术的技法变成自己生存之道，同时也想增加子孙后代生存的本事，从不外传技法。久而久之，这些造园技法只有他们懂，传承方式也只能靠贵族之间密传。这种情况到了江户有所改变，江户时期印刷术兴盛，出现了很多造园相关书籍，造园技术也逐渐开始外传。
问：关于中日造园艺术之间的历史性差异对当下的影响，还有哪些重要的问题，您是否还可以再谈谈？
何：关于中日造园艺术的历史性差异对当下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技艺传承方式。中国文人的特点是“重意轻工艺”，即重视意境表达而轻视工艺技法记载。因此，我们能看到大量关于造园理念的论述，却少有系统性的技法专著。即使是明代园林专著《园冶》这样的经典，也是用骈体行文书写注重对仗，侧重于向客户展示个人修养，而非提供可操作的造园技艺。
这使得中国的园林传承呈现丰富多元但脉络不甚清晰的特点，难以形成一条明确的传承谱系。相比之下，日本则有非常严格的传承路径，庭院的营造技艺往往限定在特定集团的首领、寺院住持中代代相传，形成了清晰的模式。日本在工匠研究与技艺体系化起步更早，也做得更好。这种差异导致中国园林相比于日本园林更具活力但更难以系统保护。
另一个关键差异在于技术文献与修复理念。在技术理论层面，中日差距确实显著。日本有完善的园林修复技法传承文本。我在京都醍醐寺附近通过其他教授的帮助获得了一位已故大学者的藏书，其中就包含专门的园林修复文本。这类记录园林修复技法的文献，在日本各大图书馆几乎都能找到，是技艺传承的重要载体。而在中国，这类文本似乎较少。我记得在研究西湖园林时，曾向古建院的朋友询问过孤山路修复的文本资料，得到的更多是施工文件，这些文件很大程度上是指导新建设的“创意施工文本”，而非基于研究的、旨在忠实保留原貌的修复记录文本。这或许也是一种技术理论传承的缺失在修复理念上的反映。
问：所以当下中国传统造园技法的系统保护还处于发展阶段，且是具有潜力的？
何：我最近在给北京《光明日报》撰写的文章中探讨了传统在当代设计中的创造性转化。文中提到一个案例：我们学校建筑学院与扬州叠石非遗传承人方惠大师合作已四年，开设课程让学生学习选石、制作石模型和叠石技艺。方大师是纯粹的匠人，拥有精湛技艺与实践经验，但缺少理论体系。学院与之合作的目标，正是将其经验梳理为可教学的知识。这个合作很成功，参与课程的学生毕业后项目业务应接不暇。这也说明中国人对中国传统元素的需求是旺盛的，但因为缺少理论和参照，叠石效果不佳，有时候人们会转而模仿日本风格。而像我们学校画油画的常青老师，凭借自身审美和对美的理解，按照绘画的方式，通过自学和请教施工队，成功在自己的小院中叠石造景，甚至巧妙地运用水泵营造水景。
很多美的原则、文化意涵和具体技艺在传承中容易流失，但也可能以新的方式复兴。系统传承始终是难点，尽管扬州、苏州等地有专门的叠石非遗传承人，但整体仍未形成完善的体系，学者对此的记录也相对缺乏。近年情况有所改善，比如说以前不受重视的造园工匠如戈裕良等正被重新发掘研究，而根据全球史研究越来越重视技术史的情况，关注与研究造园技艺也是未来一个大的趋势。
问：普通公众和读者能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和欣赏优秀的中式园林和日本山水庭院，或者有哪些中国和日本的优秀庭院，是我们特别值得一去的？
何：中国和日本优秀庭院的案例数量庞大，需要从不同角度分类看待。中国园林从造园群体角度可分为皇家园林和文人园林。留存至今的皇家园林不多，颐和园是主要代表，而圆明园虽已毁，其复原图或遗址仍可一观。南宋皇家园林多位于西湖周边，虽然如清波门等具体建筑已不存，但游览时仍可感受其原有的湖山格局及与城市的关系。文人园林则主要在江南地区，如寄畅园、留园、拙政园，这些都是园林考察的经典案例，其中属于世界文化遗产的无锡寄畅园是文人园林的典范，其设计灵感源于杭州灵隐寺旁的飞来峰，这一渊源已有诸多学者进行过深入分析。此外，扬州的个园、何园，苏州的环秀山庄也值得关注。
从地域角度来看，中国园林风格多样。北方园林在冬季景色可能略显单调，岭南园林则体现了中西文化交流下的独特形式。江南园林广为人知，而四川作为古蜀地，历史上也有名园记载，我在做南宋园林研究时有写过四川的几大名园，但研究时仅限于文献，我本人未曾实地考察过。按朝代划分则更为困难，现存最古老的实例当属苏州沧浪亭，其考察价值在于至今仍能看到和古时情况相似的水道“沧浪之水”，感受到园林中水的关系。
日本庭院同样需要分类看待。一个极其重要的类别是禅宗庭院，禅宗庭院的代表主要在镰仓。镰仓地理位置独特，面海靠山，在城市中甚至可遥望富士山，且拥有数座重要的禅宗园林，它们是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例如建长寺，由南宋四川禅僧兰溪道隆（1213-1278）创建。这里涉及“五山”制度，即五座最重要的禅宗寺院，“五山”在宗教史和文化史上意义重大。镰仓有镰仓五山，后来室町幕府取代了镰仓幕府，政治中心移至京都，京都也形成了五山，包括东福寺、相国寺、五山之首的南禅寺、天龙寺、建仁寺以及万寿寺。这些京都寺院多模仿中国南宋的“五山”建造，南宋的“五山”为杭州的径山寺、净慈寺、灵隐寺，宁波的天童寺、阿育王寺。其中宁波的天童寺保留了比较严格的禅宗。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这些古寺的原始庭院风貌已难寻觅，但其选址多在山水之间，展现了禅宗处理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独特方式，非常值得体会。
镰仓五山虽然后来有些落没了，但作为早期中日交流的见证值得探访，而在京都，东福寺、南禅寺、天龙寺和西芳寺都极具价值。其中东福寺兼具新旧元素，而西芳寺和天龙寺常与高僧梦窗疏石相关联：天龙寺原为后嵯峨天皇的离宫，后由梦窗疏石改造为禅寺；西芳寺则由梦窗疏石建成重要道场。有个称为秽土寺的地方，其山上的墓地中保留有大型石组，但该区域现已长期不对外开放，这里也很值得一看。
除禅宗庭院外，日本还有由皇家庭院或大名（地方领主）庭园改建的著名园林，非常值得一看。例如东京的小石川后乐园、六义园，以及金泽的兼六园，这些园林非常豪气，尺度宏大，每一个园的每一个点都做的很到位，而且包含大片农田，这种农田设计在宋代皇家贵族园林中也存在，体现了长久以来的农耕文化传统，在茶室中观赏水稻生长或丰收之景是独特体验。地方大名的庭园如冈山的后乐园、栗林公园也很值得一看。此外，山口县等地保留有战国豪强的庭园，据说存有日本最古老的石组，但因公共交通难以到达，自驾又需驾照要求，我个人未能前往考察。
问：对于实地参观园林/山水庭院的初访者而言，有什么建议的参观视角和方式，应该特别注意什么？您能否举例说明？
何：对于实地参观园林或山水庭院的初访者，确实存在一定的理解门槛。我认为作为普通游客，首要的是沉浸其中享受其独特的美学，例如体验茶道活动。此外，可以主动观察和感受不同类型园林的区别。例如，对比皇家园林、禅宗庭院与大名庭园之间的氛围与设计理念差异，从中可以深刻体会到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这种感受是直观且真切的。
不过，需要特别注意信息获取的问题。目前很多日本园林的中文简介过于简略，字数远少于英文或日文版本。我个人在发现这点之后常选择阅读英文或日文导览册，因为信息更为丰富。这背后的原因尚不清楚，园林中蕴含的中国文化元素本身是丰厚的，只是简介未能充分传达。
以小石川后乐园为例，其设计灵感直接源自汉诗意境。然而，这一重要的文化背景在宣传中往往被忽略，导致许多游客无从知晓。事实上，室町与镰仓时代的日本禅僧，其书写与文学创作均使用中文。我亲自带回的十几本五山禅僧文学，其中通篇皆是中文，不见日文。但这套文献在中国的各大图书馆却难以寻觅。
问：您认为园林理论能否应用于普通人的家庭小空间布置？您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尝试将某些传统造园理念转化为个人空间布置的经验，比如在家造园？
何：我认为对于普通人来说真的去学习那些特别高超的园艺技法的可能性不大，但我们可以通过图片、照片、绘画等视觉资料作为美的参照和获取美的途径，提升自己的审美能力。
以我个人经验为例，由于看过很多日本庭院中诸如“三尊石组”、“蛤蟆石”等经典石组形式，我脑海中会自然形成联想和感觉。例如在叠石时，我会下意识地遵循或避免某些布局原则。比如了解到“一主二从”（一高两低）是常见形式，而三个等高或两个主石并立则通常被视为禁忌。拥有这类知识体系后，我虽非刻意避免破坏规范或挑战权威，但在实际操作中会不自觉地融入这些考量。
因此，对于普通家庭空间布置，核心在于进行审美的熏陶。通过接触优秀的园林意象，将其作为重要的审美参照，从而潜移默化地提升空间营造的品位。掌握高深技法并非必需，但培养对美的感知和借鉴能力则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