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专注于在日研修生权益的NPO法人POSSE公开发表“废除技能实习制度计划”，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研修生制度在日本曾饱受非议，相关行业被视作“最抵抗媒体采访的行业之一”；至今，它仍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为此，我们询问了国内从业者与华人相关人士。在他们看来，传统的研修制度无论从产业发展还是道义层面都已难以为继。当下，要改善这一制度的问题，发挥这一制度的优势，也并非毫无办法，但需要行业做出多方面的转型。
研修生制度是什么，存在什么问题？
传统的研修，或称“技能实习”，是日本入境管理局自1990年起导入的一种在留活动种类。持有此资格的外国人来到日本，从事最短1年，最长5年的劳动后归国。据说这一制度的初衷是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学习日本的先进技术，提升其职业能力，促进其所在国家的技术发展。
这一制度原则上有一套合理的产业化流程，通常包含日本用人单位，日本研修生接收方，输出国研修生输送方等三个环节。计划来日的研修生在本国输送单位学习日语，在日本接收方学习基础职业技能，最终合格者进入企业劳动。研修生进入企业后，日本接收方需要定期巡视职场，给予企业和研修生相关的监督与指导。
然而现实中，研修生制度很难实现它的道德初衷。许多从发展中国家漂洋过海来到日本的年轻人并不能从事对自身前景有帮助的工作，而只能在农业和基础制造业领域不断重复简单劳动。
但这并非研修制度最大问题所在。如果日本社会劳动力不足，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过剩，双方互利互惠，似乎也无太大不妥。这个制度遭到质疑的真正原因在于，研修不是工作，而属于有偿实习，这一灰色地带属性造成了监管困难，也导致部分研修人群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研修生不仅法定报酬低于日本最低薪资标准，其中还存在大量违规违法行为，如非法解雇、过长的劳动时间、以各种名目克扣工资、忽视劳动者健康问题等。研修生人群通常日语水平较低，没有加入工会，受到不法对待也很难求助，或甚至分辨不出，也不愿分辨哪些行为属于违法。
在疫情爆发前的4年间，对关东地区研修生机构的违规调查。浅蓝色表示调查机构数量，深蓝色表示涉及违规数量。（厚生劳动省）
研修生制度现状：“特定技能”制度导入
为什么说“不愿分辨”？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最新调查，疫情爆发前的2016年至2019年，在日本关东地区研修生接收方对企业实施的监管中，发现涉及违规违法的比例4年均在70%以上。另一方面，在独立法人“劳动政策研究·研修机构”的大型问卷调查中，表示研修期间“没有遇到太大问题”的研修生占比67.3%。这从另一方面佐证了研修生对劳动环境可能违规的不自知或默许，其背后的逻辑是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巨大贫富差距。
发展中国家中未受充分教育的年轻人之所以愿意来到日本，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以换取每月不到15万日元这一日本社会中的低薪，是因为同样的劳动条件在他们所在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得不到这份报酬。除非遭到极端的对待，许多研修生宁可在回国后，用在日本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而不去追究是否受到了法律或道德层面上的公正对待。这正是研修制度被批判多年，仍旧得以存在的原因。
不过也正因为此，这个制度已越发吃不到中国这类经济发展迅猛的国家的红利。日本研修生数量连年攀升，来自中国的人数却在不断减少。2014年，越南研修生数量激增，2016年超过中国。加上菲律宾，印尼和泰国，如今，东南亚国家已成为研修行业的主战场。
2016年，为整治行业乱象，日本在国家原有的《劳动法》之外正式推出《技能实习法》，完善相关规定。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2019年。日本出台另一种“特定技能”在留资格，可视为研修资格的高级版。该资格持有者不仅在法律上与日本人同工同酬，也可转职跳槽，申请中途回国与家属来日探亲。不过学者指出，“特定技能”资格仍倾向于招募简单劳动力，却对劳动者的日语水平和职业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更重要的是，它显然提升了日本企业购买和管理劳动力的成本，因而尚未被绝大多数企业接受。
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在“特定技能”政策出台后的5年内吸纳34.5万该资格劳动者，然而根据入管局最新季度数据，2022年3月末，持这一资格的劳动者仅有64730人。其中当然有新冠疫情的影响，但这一目前看来更规则，更人性化的劳动市场制度是否能如预期发展，并在不久的将来替代研修制度，仍要打上问号。
以前是日本下订单，现在主动权要在我们手里
疫情期间，国内正规劳务外派企业受到很大的冲击。不过，中国劳务外派市场的萎缩从十年前就已经开始，疫情只是这一趋势的集中体现。相关行业代表、山东东昊华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董事长邱嵩表示，企业在此次疫情中也受到冲击，但相对受影响较小，这主要得益于公司将业务重心聚焦在医养行业人才的培养与外派，并具备独有的校企协作系统和人员培训储备体系的缘故。
在邱嵩的想法中，无论就从业者自身的职业发展而言，还是行业本身的价值而言，护理行业都是目前研修制度中为数不多的优选。对从业者来说，护理有一个规范、可见的职业通道：从业者从护工晋升为管理层助理，最终晋升为管理层是完全可能的。此外，目前国内护理人材缺口为1000万，护理管理人材缺口为100万；日本则有30至40万缺口。无论从业者最终想回国还是留在日本，都能得到职业发展。
同时，护理行业对改善当下中国社会问题有着重要意义。中国的老龄化已开始凸显；随之而来的课题是对养老模式的探索，对养老行业的规范。日本作为老龄化问题大国，其养老产业不仅拥有一套更为成熟的老年人关怀技术和制度，养老院经营管理本身也更为规范。要真正学到这套东西，将各种细节内化进自身的职业技术，活用到将来的工作领域，就不能只待在国内听课，而要去现场亲自感受。
例如，在养老技术方面，当下中国的养老行业仍与家政行业高度重叠，日本养老则包含极强的康养和复健理念：目前国内养老院的康复器具约有4000种，日本则有20000种。在养老机构管理方面，中国养老产业人材流失严重，日本做得相对较好，日本是怎么留住他们的护工，给了他们怎样的归属感和职业理念？这都是中国护理从业者应当向日本护理机构学习的知识。
这也是护理行业的研修生对疫情等行业停滞期抗压能力更强的原因。务工者多数一方面家庭条件不差；一方面更多抱着技能提升的态度参与这个制度，因此等得起，也愿意等。邱嵩认为，“一锤子买卖”的简单劳动对中国年轻人已不再有吸引力。过去的研修行业往往被动呼应日本劳动市场的需求，现在则相反：只有根据中国社会的需求，拥有一套能动的输出理念，且能够给予中国年轻务工者职业发展的外派产业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侨务扶贫工作者：规范研修产业，也需要国家大力支持
日本文华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毅云曾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过研修制度。疫情前，他在侨务扶贫的工作中接到来自山西省吕梁市政府的委托，希望介绍吕梁山的护工来到日本学习。在他的经验中，政府直接介入，可能是该行业在日后得到良性发展的渠道之一。
作为从上世纪90年代走过来的老华侨兼媒体人，何毅云坦言自己对研修生制度没有任何好感，因为其行业规范性存疑。但吕梁市的项目在他看来是有说服力的：作为国内精准扶贫对象，吕梁山护工已不再是弱势的务工者个体，而可以作为中国护理的精品品牌被推荐到日本。同时，吕梁市政府在本次项目中采取的极为负责的态度，也博取了他的信任。
山西太原贝亲好家政实训基地，“吕梁山护工”学习婴儿护理技能。（中新社）
将吕梁山护工送往日本不是一个草率的决定。时任市委书记李正印；时任市委副书记张广勇；山西省外事办主任；妇联主任等一行代表团来到日本考察，确认了当地的护理机构和培训机构的工作学习环境，与机构负责人和学者接洽后认可了彼此的理念，这才敲定将他们的护工送过来。当然其背后还有国家项目必然的福利：护工的日语和技能培训全部由正规机构接手，且完全免费。这使他们不必担心由信息差造成的被层层盘剥的风险。
目前，这些护工都有独立生活空间，薪资也十分公平。但何毅云认为，这样的研修环境尚且不是主流。在他看来，承认当下中日两国在部分行业领域的技术差距，与承认中国内部城乡经济差距一样有着积极的意义；如果能把这个制度用活用好，对中国社会及部分不发达地区都将大有帮助。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孩子必须我们自己保护”。这正是行政层面应当展现其实力的领域：只有规范产业运作，完善制度保障，才能实现真正的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