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北京晚报》发文称，玉渊潭公园内近千株晚樱已陆续开放，进入观赏期。晚樱多为园艺栽培品种，相较于早樱花期更长，预计将持续至4月中旬。

正在50年前，1973年4月，东京迎来了中国日本友好协会55人代表团的造访。这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的第一个大型访日团体。少有人知的是，当时的会长廖承志赠予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礼物，竟是几片北京天坛公园新长出的樱花树叶。

为何这些树叶能成为中日友好的信物？原来，1972年秋天，两国邦交正常化恢复后，中国赠予东京上野“康康”和“兰兰”两只大熊猫，作为回礼，日本也赠送了北京1000株北海道的大山樱。

其中的一部分在当时被种在了天坛公园，并在次年1973年春天顺利长出新叶。中国将这些叶子送回日本，是要传递一个信息：这些樱花长得很好，正如现在的中日关系，已在双方的诚意和悉心照料下顺利度过寒冬，抽出新枝，今后也将开出美丽的花。

顺带一提，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日本政府也送来78株染井吉野樱。这批樱花被种在武汉，也就是中国首批大型赏樱地之一东湖磨山樱园，如今那里的樱花已经超过了1万株。

这几年，日本媒体越来越喜欢报导中国的赏樱活动。《日经商业周刊》记者田中信彦称，中国人自古爱花，但樱花原本没有任何特殊地位，毋宁说还有些边缘化。而近十几年，可能是受日本电影和动漫的影响，中国人也逐渐接受起了这套“凋零美学”。当然，更实际的原因是：樱花树成长快，视觉效果好，符合一般景区开发需求。在湖北的崇阳县，以樱花拉动的文旅产业甚至帮助当地创下了脱贫的奇迹。

3月20日，《朝日新闻》驻无锡记者发文称，随着鼋头渚国际樱花节的开幕，太湖边迎来大批不戴口罩笑意盎然的游客。在疫情影响消退的第一个春天，日本媒体尤其将之视为中国市民生活回暖的象征。

日本铁路公司旗下《wedge》杂志称，日本人赏樱大多是在樱花树下吃便当喝啤酒，中国人赏樱几乎都在拍照。跑到上海顾村公园“天安千树”一看，到处都是长枪短炮，有拍花，也有拍人。这边的女孩身着汉服演绎“中国风”，那边的女孩身着水手服演绎“平成校园风”，场面十分有趣。这名记者也写道，多年前参加中国的“夏日祭”，感觉那是对日本文化的一种复制，今年看到中国人赏樱，突然有种不一样的感觉。中国人已经建立起了一套自己的赏樱体系。赏樱热潮本身可能是舶来品，但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回到我们的主题：50年前的春天，在北京长出新叶的那些大山樱。大山樱在日本种樱花中寿命较长，可以成活百年，但50年之后，无论如何算得上老树。

近日，《西日本新闻》驻华记者坂本信博去到北京的玉渊潭公园，在现有的2000多株樱花中寻找当年的大山樱。他在发表于4月4日的文章中写道：

园内有张告示牌，写了这里种植着1973年的大山樱，但每棵树没有对应的标识，不知道它们究竟在哪里。管理员告诉我，“当年的树现在还有两株，今年也开花了”，并特地把我带到那里。

其中一株被绿色的铁栅栏保护着，3根枝条均由茶色的铁棒支撑。年迈的树干出现皲裂，但也生出了细小的新枝，上面开着几朵小花。

另一株位于园内哈根达斯露天店铺旁边，被一些木棒支撑着。店铺正在售卖89元一支的高级樱花冰激凌，附近满开的染井吉野樱下聚集了大量拍照的中国游客。相较之下，这两株树旁显得有些冷清。

3月31日，日本国驻华大使垂秀夫在北京使馆官邸的发言中也提到了这些樱花树，称赞北京的几代园艺师为它们得以扎根“付出了格外的努力”。垂大使坦言“日中两国立场和主张有所不同”，同时也表示“无论如何都要维护日中关系，让美丽的花朵重新绽放”。

北京的园艺师确实对这些樱花照顾有加。樱花喜爱湿润气候和酸性土壤，而北京除夏季两个月外均少雨，土质也偏碱性。玉渊潭公园一半左右是水域，空气湿度大，日本种的樱花才得以在此落户。但即便如此，每年冬天，工作人员都要给这些樱花穿上特制小棉袄，在周围用无纺布搭起防风屏障。

也因此，北京的樱花更加成为当代中日友好感情的脚注。它长在一个“不合时宜”的环境中，但最终也存活了下来。它变得不再热闹，不再起眼，北京来来往往的行人忘记了它的意义，或许根本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无论如何，它一直就在那里，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融入了城市的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