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司平】去年夏天以来，“排外主义”话题突然成为日本公众的舆论热点。一方面，日本政府加紧收紧外国人相关政策，并在今年4月以来相继兑现；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上针对在日外国群体的攻击也频频成为热门话题。日本变得更加“排外”了吗？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将来会如何？对此，《东方新报》询问了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商学部教授段瑞聪。
段瑞聪教授熟悉中日关系，在近期刚刚撰写了朝日新书《“右派市民”与日本政治》的书评。在他看来，当今日本政策和社会层面的“排外”倾向并非突然形成，而是政策准备不足、经济分化加剧、舆论未发挥积极作用等多重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
方针的不自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陷入劳动人手短缺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长期局面。政府在面对这一现实时，展现出较强的官僚惯性：在过去多年中淡化、忽视这类问题，以至于在需要改革时有步子迈得太大、缺乏前瞻性之嫌。段瑞聪指出，日本政府近期的诸多政策调整，如将经营管理签证的门槛从500万日元骤然提升至3000万日元，带有明显的“灭火”色彩。这让长期生活在日本的外籍群体感到难以适应。
与此同时，一个吊诡的现实是，日本对外籍人士的吸引力正在大幅消退。伴随着日元的持续贬值、物价和房租的不断上涨，外国人在日本的实际收入正面临缩水。“几年前，一名新毕业的大学生月薪大约在20万日元，如今虽然略有上涨，部分企业甚至涨到了30万，但完全跟不上物价的涨幅。”段瑞聪举例称。
在他接触的国际学生中，也有因“日本工资太低”而选择回国的案例；仅就中国学生而言，留在日本工作尽管稳定，但薪资层面已失去了往日的优势。目前，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缺口更多只能依靠越南、尼泊尔、印尼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来填补。
过去几年中，日本自民党政府一方面呼吁将入境游客增加到每年4000万人次，同时公开承认需要吸引更多外籍劳动力；另一方面却在收紧相关政策，在舆论引导上显现出缺位，未能有效缓解日本民众与外籍群体之间的利益对立认知。这令在日外国人感到十分迷茫，也无法成功安抚日本民众的焦虑。
弱势群体的资源焦虑
自2025年夏季参议院选举以来，日本社会的“排外”成为国内外媒体和学界热议的话题。日本“变了”吗？在段瑞聪看来，日本并非突然变得排外。这种情绪源于当地社会和经济状况长期积累的矛盾。
日本曾是知名的平均主义社会，以“一亿总中流”（即全员中产）著称，但随着泡沫经济破裂后的政策转型，如今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用以为民生托底的财政也开始吃紧。野村综合研究所的最新调查显示，日本的富裕和超富裕阶层数量达到165万户，约占总户数的3%，是约20年前（2005年）的两倍以上。同时，申请低保的人数连续6年增加，普通工薪阶层可自由支配的资源也越来越少。
大量在经济分化中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展现出了尤为强烈的排外情绪，倾向于认为外国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少部分精英阶层则相对较少直接参与相关争论。部分人群依靠金融资产实现阶层跃升，其核心利益与外国人无太多交集，因此并未在这类争议中展现出积极的调和态度。
以段瑞聪所在的大学（研究生院）环境为例，近20年中，攻读硕博学位的日本学生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国际学生的大量涌入。这类现象的成因原本非常复杂：一方面，日本家庭自身经济状况下滑，国家和企业奖学金政策不到位；另一方面，产业整体缺乏增长点，对高学历和专业人才需求降低，这都导致了在日本攻读学位的性价比越来越低，有此意愿的日本学生自然会减少。然而，对于没有身在其中、无法看清这些背景的民众而言，很容易将其简单归因于外国人挤占了社会资源。
舆论环境的不对称
在近期的排外风潮中，日本部分政客和媒体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至少未能积极“踩刹车”。段瑞聪观察到，许多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治理责任，被舆论巧妙地转移到了外国人身上。
以京都市公共交通拥挤为例：日本当地老年人和学生因外国游客的大件行李无法乘上公交车——这是一个相当有冲击力的场景。然而，其中部分原因是当地政府和观光协会未做好路线规划和运力调配，但舆论完全聚焦在了外国游客身上。社会治安方面，数据显示在日外国人的犯罪率与日本本土人的犯罪率并无显著差异，但外国群体的犯罪行为却更容易反复被讲述。迄今为止，仍有不少日本市民相信外国人在日本犯罪“不予起诉”。
这背后，是外国人与本地人面临的舆论环境极度不对称。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外国人没有选举权。通常情况下，无论何种政策主张都将不可避免地优待一群人、轻视另一群人，政客需在其中小心权衡利弊。但对外国人的不利政策政治代价相对较低：外国人没有选票，得罪他们几乎不破坏票仓。因此不仅日本，欧洲和另一些外国人口众多的社会都在近年展现出了政策上的排外倾向。
外国人也缺乏发声渠道，传统媒体很难在维护外国人的过程中收获商业利益。不仅如此，在注意力经济和“后真相”的时代，传统媒体甚至有理由炮制一些迎合读者的内容，例如更多地渲染外国人群体和日本社会的冲突。这些报道在事实层面未必虚假，但在趋势层面却缺乏客观性。政策和媒体叠加，加深了舆论对外国群体的不宽容。
外国群体的特殊性
与此同时，也需要关注到在日外国群体的特殊性。他们必然会遭受更加严苛的审视，其不良行为也会被放大，这是所有在海外长期生活的群体必须做好的“思想准备”。近年来，个别外国人的犯罪行为或一些文化冲突事件，站在日本社会的角度，其影响比人们想象中更深远和恶劣。
一个典型案例是去年夏天，京都大学中国留学生的托业替考事件。尽管这是极端案例，但在日本的教育经验中十分罕见，容易被理解为“不可控的”。同样，富士山周边的外国宾馆开发商为改善自家房屋景观，非法砍伐邻居家的树木；外国公寓持有者为转行开民宿，大幅上涨租客的房租——类似非法事件未必算作极端恶性，但情节非常“猎奇”，容易成为谈论和传播的对象。至于垃圾分类不当、大声喧哗等看似可归类为文化冲突的违规“小事”，由于其对日本民众日常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加直接，很容易被感受为超过恶性犯罪的“大事”。
段瑞聪表示，这类事件给在日外国群体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增加了当地大学和企业正确判断外国人品行和能力的成本。即便是再文明的社会，“歧视”和“风险管控”也都只有一线之隔。在这个意义上，在日外国群体首先必须严格遵纪守法，尊重当地的生活规则。无论是投资经营还是留学生活，规范自身是消解偏见的第一步。
权衡利弊
日本从政策到民间的“排外”倾向，是其面对自身经济增长放缓和社会结构老化时的一种阵痛反应。这种反应未必依靠换一届内阁就可以消解。同时，舆论也无需将外国群体包装为“完美的受害者”；事实上，外国人的进入势必给当地社会增加了行政成本，甚至也带来了“麻烦”，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活力和许多好处。问题在于如何权衡这种利弊。
段瑞聪指出，日本政府和民众应该认清一个现实，即对于当今的日本而言，年轻的外国留学生和劳动力更应该被看作至关重要的“人口红利”。绝大多数外国人在日本工作、消费、缴纳医疗保险，实际上是在支撑着日本日益沉重的社会保障体系。
一个积极的信号是，今年以来，日本大城市出现了越来越多与外国群体利益相关的游行示威，年轻女性和市民团体的行动变得更加积极。这些日本市民将“反战”与“包容外国人”看作同一事业的一体两面，日本主流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也更加频繁。
这些市民未必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群体，未必能对自身如今的处境做出系统性的解释，但他们依旧意识到，日本的根源问题并不在外国人身上。将内部矛盾转移给外部群体，也许能极为短暂地安抚部分民粹情绪，但终究无法让日本社会变得更好。只有正视自身的政策短板，以更包容和务实的姿态构建真正的共生社会，才是日本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