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专访】廖赤阳教授谈在日华侨华人——
回馈日本社会、报效祖国建设
本报记者 朱耀忠
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造型学部教授、日本华人教授会副代表廖赤阳,是一位卓有成效的华侨华人史、留学生史研究专家,他出生福建,在研究与教学之余,热心社会活动,目前担任日本福建经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理事等职。问起廖赤阳教授是如何开始从事专业研究的,他告诉记者:“我自己就出生在一个华侨家庭,在厦门大学读书,大学时的毕业论文选题,就是华侨研究,此后到华侨大学任教,从事华侨研究的同时教华侨史。后来我到日本留学,东京大学的博士论文,写的是近代的崎华商与东亚商贸网络”。
廖赤阳教授近照。(本人提供)
记者了解到,最近十余年来,廖教授更多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入到“新华侨”问题,他主编过《大潮涌动:改革开放与留学日本》等有关留学生与新华侨的一些著作。这些年来,廖教授走出校园和研究室的象牙之塔,花更多时间投入华人社会中,参与华人社团的社会实践,不但得以零距离观察华人社团的运作,也为华人社团的建构,提供了不少建设性的理念和意见。
日前,廖赤阳教授接受了本报专访,就海外华侨的发展以及在日华人华侨,特别是闽籍华人的特点与近况,做了介绍与展望。
在日华人融合日本社会
问:现在旅日的华侨华人有近80万人,是在日外国人的第一族群,您认为,与东南亚、北美欧洲的华人华侨相比,在日华人华侨有何自身的不同特点?
答:第一个特点,在历史上,是以商业移民为主的社会。华侨通商日本已有400年历史。而从1899年日本的勅令305号到最近的入管法,其基本精神就是对纯体力劳动者的入国严加控制。与此相比,东南亚和美洲近代以来都有大量的华工进入,一战华工则构成欧洲华侨的起源之一。
第二个特点,是一个在日中国人社会。与东南亚不同的是,日本华侨社会在二战后没有经历过从华侨到华人的转变。日本华侨始终是一个在日中国人为主的社会。从国籍上看,中国国籍者占大多数,在政治认同上,在日华侨从不忌讳自身强烈的中国意识并以此为自豪。
当然,1980年代以来的新移民有不少加入日本国籍者,2000年以来增加的最多,千禧年的头十年中平均每年4000余人,最多时每年超过5000人,所以在日华侨华人在国籍上也在作多样化选择,但是作为在日中国人社会这一特点并未改变。同样是新移民,同时期移居北美和欧洲的中国人,取得所在国国籍,几乎是天经地义之事。
问:那么,在日华人华侨与日本社会的融合度如何?
答:表面上看,日本华侨社会作为在日中国人社会,有别于日本主流社会,但是实际上,融合程度可能比东南亚华人社会还好。特别是老华侨社会,以长崎、神户、横滨等地域社会为基础融合的非常好。我看过东南亚,如马来西亚、印尼或菲律宾等地,虽然华人都是当地国民,但是华人族群与本土族群在文化、社会和日常生活上是有很大隔阂的,一些国家的华人族群在国族认同上也一直存在很大的困惑。而在北美或欧洲,新移民虽然也加入了所在国籍,但是我观察到很多时候,不同的族群基本上是各过各的。但是在日本,这种隔阂反而不明显,至少,大家都是黄面孔,讲日语书写汉字、用筷子吃米饭、进庙拜佛,崇尚仁义礼智信,所以,同属一个东亚文化圈也是一个原因。
八闽侨胞的独特之处
问:福建省是中国著名的侨乡,闽籍华侨遍布四海,在日本的福建籍华人据说超过了10万,请您介绍一下在日闽籍华人华侨的情况。
答:中国有所谓十大商帮,大约形成于明代,是依托地缘性结合而形成的,福建帮是其中之一。其特点是擅长于航海,从事海外贸易。日本锁国时期,1620年代,来到长崎贸易的华商建了三所庙宇,分别是由宁波船主建的興福寺(南京寺)、闽南船主建的福済寺(泉州・漳州寺)和福州船主建的崇福寺(福州寺)。这些寺庙实际上也带有同乡互助团体的性质。三所寺庙中福建帮占了两所,可见其在长崎贸易中的重要地位。这些唐人寺庙从开始时从中国聘请唐僧住持,1654年隐元禅师应邀从福清渡日赴长崎,此后在日本创立了黄檗宗,并被封为日本国师,对江户时期日本的佛教及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港以后,1868年,福建华商建立了长崎八闽会馆,也称福建会馆。这是日本最早的华侨团体,主要由闽南帮和福州帮的贸易商所组织。进入20世纪以后,福清人也更多地移居日本,与占据开港口岸从事国际贸易的闽南帮和福州帮不同,福清人主要从事布匹的行商贸易,也因此分布到了日本各个都道府县。
二战以后,华侨通过联合国军的特殊配给重接了经济,他们的经营以贸易、不动产和餐饮业为主。其中,闽南帮以神户福建会馆为中心,其成员主要从事东南亚贸易。而福清帮则分布日本全国,他们于1960年代组织了具有全国性网络的福建同乡会,每年举办恳请大会,至今已持续了半个世纪以上。
问:与中国其它地方出身者相比,旅日福建籍华侨华人,他们的生活、在日的发展有何独特之处?
答:旅日老一代的华侨,主要以广东、三江、福建和台湾这四大帮为主,而新华侨的出身地包括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其中,东三省的人数加起来是很多的,此外也不乏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出身者。虽然出身地不同,但是作为新移民还是共通性居多。但是也有差异,例如,上海出身者在教育科技学术领域中有很大成就,但其地缘性组织并不活跃。
而福建人在商业领域中,就一个群体来说是十分出色的,其社团组织也很受瞩目。其原因,一方面来自侨乡的差异,因为,福建侨乡的宗族、地域结合的纽带本来就十分强大,这些在东北和京沪都是看不到的。而且,面向大海的福建历史上崇尚经商致富,不同于重义不重利的儒家中心地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移居地状况的差异。日本的福建帮包括了八闽,而以福清帮人数最多。这一点,只有以晋江人为主的菲律宾可以相比,小同乡居多也是凝聚力强的一个原因。而且,遍布全国的福清人实际上除了是同乡,还多具有亲戚和姻戚关系,特别是老华侨如此。而且很多新移民是由老侨的关系过来的,所以新老侨之间的纽带也比其他帮要强的多。
福建会:建构多元互动桥梁
问:在日福建人自己的联谊团体——日本福建经济文化促进会,前不久刚刚庆贺其5周年生日,您还担任着福建会的常务副会长,在您看来,类似福建会这样的社团,在团结福建籍华人,帮助同乡发展壮大方面,起到了哪些主要作用?
答:日本福建经济文化促进会是一个十分有特色的团体,5年前由新华侨中的闽籍教授学者和企业家创立,这种突出经济和学术文化两种功能,同时又具有广泛的同乡会功能的团体,不仅在以往的日本同乡团体中没有过,即使在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华人团体中也几乎没有过。这个团体的创会会长会长是东京理科大学教授陈玳珩、继任会长是陈熹,他也是东京中华总商会的副会长,第三任是现任会长陈秀姐,也是日本福建帮各团体历史上第一位女性会长。在三任会长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个会在短短5年内,就已经成为日本深受受瞩目的华侨团体之一。
我认为,这样的华人团体的主要作用,具体地体现在福建经济文化促进会宗旨的四句话上,即:团结在日八闽同胞、回馈日本社会、报效祖国建设、建构全球网络。
1、“团结在日八闽同胞”。华侨团体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加强华侨之间的凝聚力,守望互助。这个会不仅举办了各种感情交流、恳亲、文艺与子女教育活动,还在池袋的一位同乡遭遇非正常死亡事故时,踊跃出钱出力,抚恤死者家属,帮助善后。
2.“回馈日本社会”,对于生活于此的日本社会,华侨应该抱有感恩之心,并自觉作为促进中日友好交流的桥梁。会成立以来,所举办的在筹赈3.11日本大地震义演活动,以及最近的支援熊本地震活动,都受到主流社会的高度评价。
3.“报效祖国建设”,这是从近代以来直至改革开放以后华侨社会的一个传统。该会成立以来,为福建省政府举办了招商引资和人才引进等各种活动,仅成立两周后就为福建省政府在东京和大阪所举办的两场招商活动,契约金额达7亿美元。
4.“建构全球网络”,日本华侨应该自觉地与全球化华人网络接轨,福建会的会刊《闽声》杂志的全球理事会,包括了世界许多国家福建会的主要侨领。该会也积极参加香港、泰国及世界福建同乡会等各种庆典活动。
总之,华侨团体的功能,就是在华侨、侨居地、祖籍国和世界之间,建构起多元互动的桥梁。
问:展望今后,在日华人华侨,在日本这块土地上不断发展,与日本人共生共荣,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努力?
答:就华侨社会而言,现在紧迫的问题是华侨教育,特别是新华侨子女教育。日本华侨社会在4万人规模时,就有5所侨校,到80万人规模时还是5所。新华侨子女一代完全同化于日本社会的速度要比老华侨快得多。当然这种同化,如果从融入日本社会的角度说,有好的一面,但是,不应该是以丧失中华文化认同为代价的融入。这不仅将导致华侨甚至是华人社会的消亡,对发展多元文化的日本社会也不是一件好事。
从与日本社会融合的角度看,从地域社会融入是一个方向。这方面,新侨要虚心向老侨学习,可以长崎华侨社会为范本。在长崎,华侨既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又很好的与当地社会相互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