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选择》,[日]小原雅博,王广涛 / 丛琬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9出版,114页,52.00元
1992年，日裔美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著名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书中他抛出了在当时看来甚为石破天惊的观点：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人类政治文明最后的形态，历史将终结于此，其他“尚存”的政治制度也最终会向这个方向演进。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则代表了那“最后的人”。
从诞生伊始，围绕着“历史是否真的已走向终结”的争议便从来不曾停止过。
1993年美苏冷战刚刚结束，世界一极崩塌，一股乐观主义情绪弥漫在整个西方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福山的观点被看作是西方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宣言。也因为相同的原因，它被视为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西方中心论的代表而遭到无数人的口诛笔伐。
当然如今的世界局势似乎很难证明历史已经“被终结”了：冷战的胜利并没有使整个世界一夜之间“西方化”，俄罗斯、委内瑞拉诞生出强权政治；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在世界的角落的兴起；美国向阿富汗、伊拉克“输送”的民主接连失败；“中国模式”崛起的声势不断壮大；各种“民主”乱象丛生……历史远仿佛不仅没有终结，还正在风云变幻。
对于历史是否会终结于源自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小原雅博同样没有答案，但他认为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代表的“搅局者”的出现，使福山语境中，冷战结束后建立起来的对于自由、民主主义的那份信心或许要大打折扣。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日本前驻上海总领事小原雅博（kohara masahiro）的作品《日本的选择》（日本の国益 ）一书由日本讲谈社于2018年出版，正集中了他对当前风雨飘摇的国际秩序中国际利益与国家利益关系的思考。此书中文版在2019年10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有趣的是，本书的中文译名将日语中的“国益 ”改为了“选择”，这一更为中性的表达也将读者的关注点引向了更广阔的领域。
与一般学者不同，小原雅博有着丰富的“实际”外交经历。出生于1955年的小原雅博从东京大学毕业后便进入日本外务省工作，此后他被派驻到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工作，在日本在亚洲大洋洲地区的外交以及经济协力领域方面（ODA）有着丰富的经验。2013年9月，他出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彼时由于钓鱼岛问题，日中两国关系几乎降到冰点。政治层面的交流几乎处于停滞状态陷入一种“冷战”状态。不仅如此，日中两国民间的敌对情绪也十分高涨，2014年的一项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中日两国国民有90%对对方国家持有负面印象。
“国民感情不可避免的会影响政府官员的决策。”小原雅博回顾的外交生涯时感慨。他认为，不同于18、19世纪国家的外交政策几乎被精英阶层所垄断，由于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的发展，如今的国家在处理外交时不得不对本国民众“复杂的感情”有所顾忌。如何引导国民冷静对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成为外交官时代的小原雅博思考最多的问题。“进行交流和对话，这两年，我都在以此为重心进行工作。”在任期间面对一次媒体采访时他这样说。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前外交官小原雅博
“促进交流与理解，改善两国的国民感情，构筑长期安定的国家和国民关系，这是今后中两国发展的唯一选择。两国需要从大局出发，走追求发展的双赢道路，才能构筑真正的战略互惠关系，才能为子子孙孙乃至后世提供一条共存的道路。”
而至于如何发展这条道路，则需要更为深刻的思考。也正因如此，作为学者的小原雅博回到一切的原点，试图从“国家利益”的概念出发探讨一种共赢的新模式。
什么是国家利益？在国家层面和国际政治层面有着很大分量的“国家利益”却同时极具模糊性。大家对“国家利益”的定义莫衷一是的同时，这个词又在媒体和政治家们的不同语境里被炒得满天飞。对于“国家利益”到底是什么的概念，小原雅博从政治学的角度概括为：国家利益是超越个人、企业和地区利益的“国家和国民的利益”，经常会与个人权利和他国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
从这个定义延伸出去，不难发现一个矛盾，那便是：如果本国有国家利益，那么其他国家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如何去协调这种矛盾便成为极为重要的课题。如何处理这个矛盾也便成为本书所要探讨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课题。
作者开篇即给出了答案，一种“开放的国家利益”。在小原雅博看来就算是尚不成熟的国际社会也应该有相应的“国际公益”，书中随后引入了“道义”这一概念，并从历史的角度探讨道义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比如，书中引用1962年肯尼迪总统面对古巴导弹危机时的演讲，“我们的目标不是强权的胜利，而是正义的伸张；不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和平，而是在这个西半球的自由与和平。我们希望全世界都能如此。只要上帝愿意，这个目标就会实现。”小原雅博认为“维护世界和平”，维护一种自由或民主主义和平的“道义”，是冷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所有”国家所追求的国家利益。对此，二战后作为美国坚定盟友的日本也不能独善其身。2013年日本政府颁布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把维护基于自由、民主主义等普世价值的国际秩序作为日本的国家利益。
面对这种有些理想主义的观点，小原雅博提出一个疑问，将“道义”放置于和国家、国民安全并列的位置上，在现实层面上是否可行?又是否会成为双重标准，从未导致是生存、安全等最根本的国家利益的丧失？
以小原雅博的观点来看，所谓“国家利益”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是随着历史不断变迁的。从古希腊的修昔底德、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再到后来阐述“利维坦”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无数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都在探讨“国家的利益”。这其中，小原雅博认为尤其要警惕的是“修昔底德陷阱”。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前言中说，“使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实力的增长和由此引起的斯巴达恐惧。”这一历史经验被后世的学者称作“修昔底德陷阱”，来形容崛起的新兴力量和固有力量的矛盾与冲突。历史也证明，自十六世纪以来崛起国挑战守成国的16个案例中，12个都陷入了战争。小原雅博提醒，如今的世界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必须警惕掉入“修昔底德陷阱”。
冷战结束后形成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正在发生着改变。恐怖主义的兴起是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战场且看不到敌人的非对称性战争之中，美国作为传统“世界警察”已疲惫不堪。与此同时，在亚欧大陆的东西两侧，以大国复活为目标的俄罗斯和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气质的中国也客观上挑战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同时，在冷战时期界定分明的国家关系也变得不明朗起来，什么是威胁？什么是国家利益？与自由和民主相比，恐怖和威胁更加真切的刺激着每个国家，书中认为，霍布斯所描写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恐怖所支配的世界观正在回归。
小原雅博认为加速这种变化的“罪魁祸首”便是特朗普。特朗普的世界观是每个人都为了追求自己利益而斗争的“经济现实主义”。将过去为全世界服务的美国国家力量转移到美国本土上面，并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是“特朗普式”的商业外交风格。这种方针或许会获得短期收益，但“将大大损伤美国的形象和软实力”，并在民粹主义泛滥下“加速美国的衰退。”
这种流动化、液态化、无秩序化的世界将何去何从？身在其中的日本又将何去何从？是小原雅博抛出的另一个疑问。
虽然未必是全部，但小原雅博给出的答案之一是中国。面对美国正逐渐失去支撑自由主义秩序的意愿和能力“一点点关上的大门”，充满自信不断崛起的中国，可以为维护自由秩序贡献力量。
2013年访美的习近平主席向奥巴马总统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其核心内涵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而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这与小原雅博所提出的提倡“开放的国家利益”有着很大的相通性。
在这种理念下，中国所进行的努力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一带一路”倡议。这项工程计划投资规模达9000亿美元，大大超过战后美国推行的《马歇尔计划》。在小原雅博看来，此举完全有可能成为代替“美国治下的和平”的中国版本。
但道阻且长，有舆论就认为特朗普总统所致力于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习近平主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冲突不可调和，必然无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种对抗在眼下的表现便是摩擦不断的中美贸易战。小原雅博则认为，“美国力量减弱，中国不断崛起”中美之间存在竞争和摩擦在所难免，但从历史的教训中学习与当下的国际关系现实并不能简单类比。从单一的历史现象出发推理出必然结论的方法是十分危险的。中美要切实承担起作为世界大国的责任，在思考国家利益的同时考虑国际利益和世界利益。
书的最后一部分紧扣题目，回归到日本本身，探讨日本的“国家利益”。
对于日本，书中继续援引2013版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自由、民主、对基本人权的尊重、法治等普世价值和规则的国际秩序”来定义日本的国际利益。而面对不断变化动荡的国际秩序中日本要如何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小原雅博认为“对这个问题最为符合逻辑的回答便是‘日美同盟+α’”，而这个“α”不能离开中国。
战后日本是一个兼具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独特国家。现实主义要求日本一直坚持“日美同盟”而理想主义又使得日本从未放弃“国际合作”。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就指出“美国是日本无可替代的同盟国”，对于日本不可或缺。但另一方面，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政策也让日本紧张和不安，担忧特朗普在关键时刻是否真的会保护盟友的利益。与此相对的中国不断增强的存在感和影响力也使得日本开始思考“只要日美同盟就足够了吗？”
小原雅博提出，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边境国家”日本应该采取“开放的”而不是排他的战略，在“日美同盟+α”的框架下，积极“参与”与中国的关系中去。他希望在当前自由主义被动摇的时代背景下“开放的国家利益”能够成为日本外交的思想基础。
历史到底是否真的终结了，短短二十年还无法将答案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但如今的世界中似乎有什么新的东西正在出现，怎样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小原雅博给出他自己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