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投票通过对“侮辱罪”法律条款的修改，加强“侮辱罪”的惩罚力度。新法案从7月起生效。此前，日本“侮辱罪”追诉时效为1年，罪名成立后将被判处最高30天以下刑事拘留或1万日元罚款。新法案中，追诉时效提升至3年，罪名成立后，将被判处最高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监禁，或30万日元罚款。
网络时代“侮辱”行为的变化
据悉，本次日本刑法对“侮辱罪”的性质认定和量刑的修正，主要是针对日益严重的网络暴力现象。它的背景之一，是两年前轰动一时的女摔跤选手木村花事件。2019年，有日本网民不满木村花在综艺节目上的表现，通过社交平台对其展开长达数月的攻击。2020年初，年仅22岁的木村花自杀身亡，普遍认为其动机是不堪网络暴力。更另日本社会感到难以接受的是，此后，日本警方追查到两名涉案男子，按照当时的规定，对其分别处以9000日元的罚款。在当时，很少有舆论认为这一裁决是公正的。
日本刑法中，“侮辱罪”包含两大要素，一是对对象施加辱骂或贬损的言行；二是言行的公开性，效果的扩散性。修改以前的“侮辱罪”从属于“轻犯罪法”。“轻犯罪法”是一个极具“日本特色”的法律类目，旨在用刑法规范有关公共秩序的行为：小到插队和在夜晚制造噪音，都不再是民事纠纷层面的事，而涉及到违法。原本，在公开场合侮辱他人也是破坏公共秩序的一种；但网络时代后，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侮辱行为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前网络”时代，个人传播信息范围有限，效率低下，侮辱行为很难施加于遥远的不认识的对象，也很难被大量目击，从而产生连带效应。另外，侮辱者不容易隐藏身份，不会给追责造成额外困难。今天，情况所有人都明白。一个躲在昵称或IP地址背后的互联网用户可以毫无理由地侮辱全世界所有其他互联网用户，侮辱行为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发展为大规模集体行动。更重要的是，大多侮辱者并不觉得自己有任何错误。根据日本律师机构的调查，仅有34.1%的网暴者承认网暴只是“发泄情绪”，而有51.1%的网暴者认为自己网暴时是在“实施正义”。
▲2010年度以来，日本困扰于网络“有害信息”的民众明显增加。（图源：总务省）
日本总务省设置的“违法/有害信息咨询中心”在2021年度接受了6329件咨询，在过去的10年间增加了约5倍。许多人反映因在网络上遭受其他用户攻击，陷入不同程度的抑郁状态。此外，正如上文提及的木村花，也有人因此受到更加严重的伤害。对年轻一代的互联网“原住民”而言，讨论网络是不是虚拟的，为此抑郁甚至自杀是否值得，已经没有意义。在无法关掉智能手机的当代人的感觉结构中，网络社交具有不可替代的实在性。木村花事件后，除了当事人的家人，舆论也在对修正一事施压。根据朝日新闻的报道，修正案成立后，木村花的母亲向媒体表示：“成立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每个人的道德都要受到追问。”
严惩“侮辱罪”，伤害“言论自由”？
另一方面，本次“侮辱罪”修正案看似民心所向，但也并非沐浴在一致的喝彩声中，因为它涉及到“言论自由”的边界问题。如果网络社交平台开始大量删除或过滤被认为带有侮辱色彩的发言，这是否意味着人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了损害呢？这也是一个全球性话题。近日，对严惩“侮辱罪”最著名的“反动”来自于马斯克拟收购推特的宣言。在他的设想中，今天的推特审查太多，太过政治正确，他要实现一个真正“言论自由”的平台。
▲马斯克发起投票，询问用户是否认为平台遵守了“言论自由”原则。截止至6月底，已有超过200万网民参与投票，其中70.4%认为“没有”。（图源：推特）
对此，日本舆论也“如临大敌”，总务省一再表示将以尊重“言论自由”为前提，继续对该法案细节慎重地进行调整。不过，已经有法律人士指出，日本宪法在保证“言论自由”的同时也保证了个人或团体的“名誉”不受损害，前者价值并不天然高于后者。当两者发生冲突时，我们至少应该承认一部分侵害名誉的言论是不受保护的。
归根结底，“言论自由”有什么好处？近代以来，对“言论自由”最著名的辩护，可能来自于19世纪英国哲学家密尔。密尔为“言论自由”赋予的最重要价值，就是它有助于帮我们发现“真理”或“真相”(truth)。这在某种意义上是说得通的，我们国家也有“真理越辩越明”的说法。不过，这一基于典型的自由主义的理论，假设了所有人在所有情况下都有自主且同等的言论能力，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每个人的自我表达和表现能力原本就参差不齐，在特殊情绪状态的驱动下，会发生更大变化。
以网络暴力为例，如果其中的被侮辱者在排山倒海的谩骂声中感到害怕，或出现强烈的自我怀疑，因此压抑或扭曲了自己的声音，他就不可能正确地表达自己，施行自己的“言论自由”。如果网络暴力造成的是一部分人的“言论自由”对另一部分人的“言论自由”的压迫，那这个所谓的“自由”，又如何能够到达“真理”呢？（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