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日本政府就少子化问题展开的讨论引人瞩目。在2月1日今天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政府正在商议修改纳税最低薪资标准。此前的国会中，自民党一众干部也围绕“家庭所得税”制度展开激烈讨论。这些乍看之下对财政问题的讨论，其背后的问题意识都指向一件事：少子化。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日本政府针对少子化问题制定的政策经常被外界批为“只会撒钱”，从结果看，也确实乏善可陈。2022年度，日本新生儿人数首次跌破80万大关，创123年来新低。经合组织最新统计显示，日本终生无子女的女性占女性总人数的27.0%，为发达国家中最高。

日本政府拨给生育问题的预算不可谓不多。除去“直接发钱”外，还有诸多类似报销产检费、延长带薪育儿假、国立公立幼教费用全免等“间接发钱”举措。但许多批评已经指出，小到个人薪资水平低下，大到整个国家经济长期停滞——个体对这些状况的悲观情绪，无法被补漏式的发钱抹平。新讨论的提出，反映出日本政府对这些批评的认识。在年初的发言中，岸田文雄提出本年度对少子化问题的3点优化：①加大育儿补贴等经济支援力度；②扩充托儿和教育服务；③改善家庭主妇的劳动处境。换言之，预算会扩大，钱当然也要继续发，但本轮新政策也将“关注过去所有政策的盲区”，试图从根本上改善问题。

根据发言，岸田内阁讨论修改纳税最低薪资标准，是为了激励“全职妈妈”从事更多兼职。日本社会有“年收之壁”的说法，指收入达到了某一水平后，会由于享受的福利发生变化，需要缴纳更多税收和社保，导致总体收入反而不及没有达到那个水平时的收入的情况。这套系统针对不同人群有不同规定，本次国会上讨论的，是常见于“全职妈妈”的“130万日元壁垒”。目前，家庭主妇一年的兼职收入超过130万日元（约合6.7万人民币）后，将无法享受“配偶扣除”，不再属于劳动一方的丈夫的“抚养”对象，并需要缴纳相当于总收入15%金额的社会保险金。有专业人士按东京23区的保险状况算了一笔账：家庭主妇的年收入如果是129万日元，只需缴纳5万日元税金，而到了130万日元，就需要缴纳共计约34万日元的税金和社保金，干得越多赔越多。岸田文雄在答辩中指出，“130万日元壁垒”打击了家庭主妇的工作热情。他表示将以此为切入点，重新审视与此相关的非正规雇佣待遇问题。

在1月下旬的国会上得到热烈讨论的“家庭所得税”原本是法国的税收制度，日本称为“N分N乘”。这种制度主张以家庭而非个人为单位申报纳税，所得税按家庭人口递减，可以大大降低“多孩家庭”的赋税率，尤其适合夫妇双方收入较大的情况。根据《每日新闻》，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在1月30日的会议中表示，日本必须全方位向希拉克执政时期的法国少子化政策学习。除了所谓“家庭所得税”制，也必须像法国一样，给予女性产休和育休后，立即以等同的条件迅速回归职场的社会环境。这一提议得到来自财务大臣铃木俊一的回应。

针对日本政府的这一系列以少子化为问题意识拟定的经济政策调整方案，日本媒体和网友表示出一定程度的期待。财务分析师井户美枝指出，日本的“抚养”及与其相关的纳税和福利制度早就无法适应当下的经济状况。随着最低时薪的上调，纳税最低薪资也将不可避免地上调。对网友而言，当下的这些政策讨论比此前一味发钱来得“新鲜”。在大多意见看来，这些规划理所应当，而且来得太晚了。

另一方面，岸田内阁对少子化问题的规划也有“空中楼阁”的一面。在1月27日的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岸田表示，政府将支持“全职妈妈”在育儿期间自学技能，以确保她们得以迅速回归职场。这番发言在当时引发了包括女议员在内的强烈批判。批判者指出，认为育儿时期还有时间和精力“充电”，这纯属没带过孩子的人的空想。人们批判岸田内阁“脱离群众”，对其能提出真正有效的少子化对策表示不抱期待。

总而言之，日本政府作出了相应的姿态，可以算往前迈了一步。至于这一步能走多远，还要看相关人士有多大决心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