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在2月17日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针对海外高级人才的新制度，拟从今年4月起正式实施。新制度在此前的“高度专门职”1号与2号之上扩大了判定条件，大幅优化了满足条件者在日本的生活和就职环境。这一制度可以被看作岸田内阁发展新经济政策的有力手段之一，也标志了一个良好的动向。至于能走多远，却引来众说纷纭。
新制度增加哪些内容？
4月开始的制度主要增加了两项内容，一项针对高收入的技术从业者和企业经营者，另一项针对毕业于名校，考虑在日本就职的人群。
第一项规定的对象包括两类人：硕士学历以上且年薪2000万日元（约100万人民币）以上的个人研究者和技术从业者；经营活动5年以上且年收入4000万日元（约200万人民币）以上的企业经营者。
这两个群体均可在申请“高度专门职（特別高度人材）”签证的1年后，即获得日本的永久居住权限。通常情况下，获得日本的永久居住权限需要10年的在日时间及其他附加条件。在此前的高级人材制度中，一般也需要3年之久。
此外，根据《日经新闻》，这两个群体的配偶将可从事更多类型的工作，其家庭可雇佣的外籍家政服务者人数，也从此前的1人增加至2人。根据日本广播协会NHK，这类人群进出日本时的手续也将大幅简化。
第二项规定的对象，是毕业于世界100强大学，毕业时间不满5年的人群，不设年龄限制。
这一人群可以申请“特定活动（未来创造人才）”签证，获得最长2年的在留资格，用于找工作或准备创业。在留期间，可以从事各类活动，也可邀请海外的家人到日本同住。此前，这一人群和其他学生一样，毕业于日本大学的学生只能拿到最长为期1年的“特别活动”签证，毕业于海外大学的学生只能拿到最长为期90天的“短期滞留”签证；签证过了就必须回国。此前的“特别活动”等签证也不能用于从事正规工作，或邀请家人来日。
为何制订新制？数读日本“人才危机”
本次政策试图优化外国籍人才的留日待遇，帮助已在日本的人群继续留在日本，加强还未来到日本的海外人才的赴日动机。17日的内阁会议后，日本法务大臣斋藤健对各大媒体表示，新制度将“进一步提高日本对高级人才的吸纳能力，为日本的学术研究和经济产业带来创新力量，从而推动经济成长”。
显而易见，日本正式加入了全球的“抢人才”大潮。日本政府的危机意识，源于以下几个堪称“血淋淋”的数据。
从高等教育水平看，根据QS、THE、ARWU（软科）这3个全球大学排名“最硬榜单”，在3榜单中的2个及以上中进入前50的大学一共有37所，其中美国独占20所，中国有北大、清华、港大、港中大4所，日本仅有东大和京大2所。
从对劳动市场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看，瑞士IMD商学院的调查显示，日本对高端人才的培养、吸引和活用能力，位列全球中高收入的64个国家和地区中的39名。此外，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日本在35个调查对象国家中排名第25，对硕士及以上学历人群的吸引力偏低。
从由此而来的劳动生产率（每小时劳动创造的附加价值）看，同样根据OECD，在最新的38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日本当下的劳动生产率为49.9美元/小时，仅为美国85.0美元/小时的6成，位列27名，在7大超级发达国家中长期垫底。这意味着日本人也在辛勤劳动，但这劳动很便宜，甚至很“低端”。
自岸田文雄出任首相以来，一直试图摆脱此前的安倍经济学模式，完善自身提出的“新资本主义”图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在日本经济相对重视分配的大背景之上，提振劳动生产率，让现有的劳动变得更值钱，让值钱的劳动变得更突出。
为此，岸田将2022年定义为“创业元年”，提出将在今后的5年内，把对创业的投资规模扩充为10倍，并期待日本正式加入发展“独角兽企业”的赛道。近日，岸田又在内阁府麾下的“教育未来创造会议”等多个场合指出，将“引进世界级高端人才，为海外人才在日本的活动创造条件”。本次的政策即是岸田试图兑现其承诺。
外界如何回应？
社会学家小熊英二在此前刊登在《朝日新闻》的对谈中指出：日本企业对海外的学历和从业经历的评价过低，以至于很难从海外吸引人才。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认为新政策的方向抓准了日本人才市场的“顽疾”之一。
不过也有网友和专业人士表示，新政策的门槛似乎太高，很难想象当下的日本对年收入2000万日元及4000万日元以上、或毕业于世界100强大学的人才有足够吸引力。活跃于在留制度领域的记者出井康博对《日刊现代》表示：本次政策的最大亮点似乎是缩短取得永久居住权的时间，让高端人才“想来就来”。然而在他看来，对年收入4000万日元以上的人群而言，日本的永久居住权未必有什么吸引力。更不用说日本长期采取的弱势货币政策，恰恰不适合这个人群的职业生涯和经营发展。
根据《产经新闻》2月19日的报道，日本工业机床大型企业“DMG森精机”将自4月后，对拥有博士学位的员工实施31%左右的大幅加薪，使其包括奖金在内的初任年薪达到682.5万日元（约合35万人民币）。尽管这一薪酬制度在1月就有了雏形，并非对本次日本政府“抢人才”战略的直接回应；媒体还是指出其标志了一种动向，背后是日本大企业长年以来抱有的深刻危机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