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日，日本各大媒体从文部科学省知情人士处获悉：2022年度，日本中小学生“不登校”情况与霸凌等校内暴力行为件数创下历史新高。根据《朝日新闻》，2022年，日本中小学生自杀既遂情况同样达到高点。日本文部科学省将在近日公布具体调查结果。

是疫情影响，还是应试教育之罪

“不登校”是指学生除了因病或经济原因外，一年中超过30天未去学校的情况。2022年度，日本小学生“不登校”人数为10万5112人，较去年增长29%；中学生为19万3936人，较去年增长18.7%；总计增加5万4108人，连续10年呈上升趋势。

每1000名日本学童中，就有31.7人“不登校”，较去年增加6人。其中，一年缺席超90天的学生为16万5669人，占“不登校”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中小学校园霸凌案件认知数量也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8万1948件，较去年增加10.8%。涉及到身体伤害等严重情况的案例同比去年增加217件。具体暴力行为有学生之间的暴力事件69580件；破坏公共财务12695件；对教师施暴11973件等。

此外，2022年度，文部科学省接到中小学生自杀既遂的报告为411件，与2020年的415件同样属于极高水平。其中，255件自“杀原因不明”，此外依次有家庭关系，出路问题，人际关系等原因。

《日本经济新闻》暗示社会更加理性地解读这些数据的增长。评论指出，“不登校”情况的增加，可能与2017年日本出台《教育机会保障法》有关。法案认可了学校以外的场所对青少年儿童教育的重要性，并鼓励家长不要对实在不愿意去学校的孩子实施强迫。另外，校园霸凌认知件数的增加，也可能与文科省和校方增设谈话窗口，鼓励学生积极反映霸凌情况有关。

不过，日本舆论的大多数仍旧对这些数据表示担忧。“自由学校全国网络”代表江川和弥称，新冠疫情不仅对许多日本家庭造成经济打击，也使正在经历人格塑形的中小学生，在一种无法与人过度亲密接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这种紧张的家庭和校园关系，使他们难以吐露和妥善处理自己遇到的困难。

学习塾知窗学舎校长矢萩邦彦将原因归结为日本小升初入学考试竞争压力加剧。日本初等教育向来以注重儿童社团活动著称，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以分数和考试排名定义学生价值的倾向。这迫使儿童不得不学习与成长阶段需求和他们的趣味关心都不相符的知识。

校园霸凌报警，是教师“失职”？

多年来，日本校园霸凌情况受到全球关注，其中，对施害方学生疑似过于宽松的处置方式，引发社会普遍疑问。

今年夏天，震惊日本的“北海道旭川女初中生冻死事件”相关刑事审理在2年半后宣告结束。事件中，一名14岁少女在进入初中后，忍受同校多名男女学生的严重性侮辱长达2年，并在2021年2月某天身着居家服离家出走，最终冻死在零下17度的公园内。

事后调查显示，事件中，校方和当地教育委员会存在诸多失职甚至刻意隐瞒之处，这导致旭川市教育委员会负责人引咎辞职。然而，施加性侮辱的多名学生没有得到值得一提的处罚。在8月“文春在线”的走访调查中，其中一名女学生还在初中毕业后，顺利进入了当地的美发美容院工作，且没有对当年的霸凌行为表现出懊悔之意。

自今年春天韩国修订针对校园霸凌的相关法案后，现如今，在韩国，校园霸凌中参与加害的学生，其加害记录将会反映在他们的大学入学考试资料中。在美国，这样的学生可能面临强制退学处分；在法国，他们甚至将面临最高10年的刑事处分。

与此相对，日本的司法和教育对加害学生的处理显得非常松懈，对严惩校园霸凌施害者持保留态度。根据香川大学教育学教授金纲知征，目前还没有研究支持严罚能够有效抑制霸凌，针对未成年的法律惩处也面临许多伦理困难。也因此，日本倾向于对施害者实施矫正教育。

然而另一方面，日本在相关问题上也有很大进步空间。例如，日本校方很难勒令霸凌施害者退学，因为这剥夺了他们接受教育的权利，这一点在今天应该得到重新讨论。

此外，日本教育界仍保留一种惯性思维，认为校园霸凌是“学校内部”的问题，应该校方人员解决。要求警方协助属于放弃教育责任，是校长、教师的失职。

然而如今，校园霸凌正变得越发复杂，在许多时候超出了中小学教师可以解决的范围。日本广播协会NHK评论称：面对今天的校园霸凌，日本需要学校、学界、司法和政府建立合作体系，为霸凌提供专业的知识支持；并在必要的时候安排警方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