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司平）11月30日，全球各大媒体消息称：29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美国家中去世，终年100岁。基辛格被中国看作“老朋友”，但似乎很少有人关注他如何处理对美国而言同样敏感的日本问题。因为种种原因，基辛格在日本的话语界不算很受欢迎，但此次他的离世，却引发了震动。他让日本人想到了与他年龄相仿，同样在11月去世的“对华友好急先锋”池田大作。这二人的相继离世，让人们不禁要想，一个时代是否已经“终结”。

基辛格对今天的日本意味着什么

12月1日，日本政府网站“首相官邸”发布消息称，11月30日，首相岸田文雄就基辛格前国务卿辞世一事，向遗孀南希夫人发去唁电。电文称，岸田年轻时曾几度见到基辛格，获取了许多真知灼见。岸田还补充：基辛格为国际和平与稳定奉献了毕生精力；在美日关系上，他对冲绳复归日本发挥了关键作用。

岸田首相提及的冲绳复归问题，指日本在1973年从美军手中拿回冲绳时，基辛格的深度参与。相关档案还有部分没有解密，根据目前已知的信息，1969年，基辛格与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的秘使共同起草了一份文件，以美军继续在冲绳保持某种军事实力为条件，应允了冲绳的回归。

与基辛格大多基于博弈的冷酷决策一样，这一协定在人道主义层面存在争议。冲绳的政治学者我部政明对《每日新闻》指出：基辛格的交换条件显然没有考虑到冲绳当地民众的处境。不过无论如何，它符合日本国家层面的诉求，被作为基辛格功绩之一予以谈论。

然而，基辛格最让今天的日本人感慨的不是冲绳问题，而是50年前第一次石油危机背后，微妙的美日对峙。

当时，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对以色列及其盟友实施禁运，令这些国家陷入能源危机。基辛格代表美国立场，就此事寻求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支持，被后者婉拒。田中角荣的大意是：虽然美国是盟国，但日本需要石油，这事不能商量。基辛格接受了这一现状，在1974年促成国际能源署（IEA）成立，确保了以美国为首的阵营相对稳定地获得能源。2023年的今天，日本也因类似问题，在巴以冲突上试图与美国立场保持距离。但如今，世上似乎已不再有基辛格这样提供具体方案的人。

具体方案及其背后的“现实主义”考量，是日本和全球的学者、媒体人为基辛格打上的印记。国际关系学者三牧圣子评论称，基辛格为美国以意识形态为轴心、以普世价值为大旗的外交路线，带去了此前没有的现实问题和地缘平衡的视角。这两年中，基辛格还在就俄乌局势和巴以冲突等问题持续发表观点，这些观点在持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论者看来并不合适。但正如东京大学的东亚国际关系学者佐桥亮所言：日本人批判基辛格，但还在读他的书，因为一本都没读过的人，不可能从事外交。

基辛格与池田大作：和平的两条轴线

事实上，与基辛格交流最深的日本人之一，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核心政治人物，而是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基辛格和池田大作都在今年11月去世，也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推动自国与中国之间和平事业的“急先锋”。

二人在中国问题上的交集始于1975年，池田大作首次拜访基辛格之时。当时，尼克松政府已在基辛格的协助下与中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池田大作也刚刚结束了他的访华行程。池田在《SGI和平畅言》中回顾了1978年中日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前奏曲：

“1975年1月，我访问美国，在小雪纷飞的华盛顿拜会了基辛格国务卿。会谈中我告诉他周总理热切希望早日缔结日中友好条约的事，基辛格博士表示非常赞成。”

对经历过二战的基辛格和池田大作而言，和平是他们的“最高目标”和“最大使命”。不过，两人的和平路线沿着不同的轴线展开：基辛格更宏观，看重地缘政治，强调现实利益；池田大作更个人层面，看重文化教育，强调情感交流。关于美中和平，基辛格认为应当在相互竞争的国家之间寻找平衡点，因为这符合两国的自身利益和世界利益。关于日中和平，池田大作则强调民间交流，坚信“敌意”可以转化为友情：“如果你有朋友住在另外一个国家，你就不会想和他们开战。”

在日本看来，池田大作和基辛格在他们人生的晚年，都有被自国主流政坛“边缘化”的趋势。池田大作虽为日本公明党创始人，但在公明党成为辅佐自民党的实质执政党、并在关于日本的宪法九条（和平宪法）问题上含糊其辞以后，池田就有意与之保持了距离。池田去世后，《朝日新闻》一篇评论也推测，这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公明党内坚守和平的势力。

关于基辛格，《日本经济新闻》指出，尽管他曾为美国历史上1/4的总统提过建议，对美国外交政治有着绝大的影响力；但纵观特朗普和拜登时期的对华政策，基辛格的“存在感”似乎并不如前。

95岁的池田大作与100岁的基辛格相继离开，标志着世界已经进入了这样的时代：实际经历过战争，明白军国主义意味着什么的最后一代人，已经不在了。在和平的道路上，如何将与战争有关的残酷记忆传给下一代，可能是全球大国都将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