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司平）9月初，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了2025年度最低时薪标准1121日元（约54元），比去年度上涨66日元，再次创下时薪制度实施以来的最大涨幅。

一个更具标志性的动向是，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的时薪首次全部突破1000日元大关，此前薪资标准最低的冲绳县等3县都达到了1023日元。今年8月，日本国家审议会提议各地时薪上调63-64日元（约6%），不过最终结果显示，有39个地区的调整幅度超过了这个标准，最高的熊本县上调82日元，让最终的平均涨幅达到66日元。

地方城市更积极，背后是……

本次调整后，日本全国时薪最高的地区依旧是东京，不过与最低地区之间的差距较之前大幅缩小。

这是今年日本最低时薪动向中引人关注的一面。越强势的地区涨薪越不积极，东京和大阪等地都将涨幅压在每小时63日元这个再低就说不过去的线上。与此相对，熊本、大分、秋田、岩手等相对偏远的地区拿出了更多的诚意。这种积极性当然是出于留住年轻劳动力的考虑。它背后是一个更重要的现实：在近几年的物价上涨大潮下，“地方城市=物价更低”的公式已不再成立。

日本政府公布的最新消费者物价综合指数显示，今年7月，东京的物价相较5年前上涨10.8%，人口15万-100万的中型城市上涨11.6%，人口不足5万的小城市和村镇上涨12.8%。所谓的偏远地区，正面临比东京更激烈的通胀。

调查显示，这种差距主要来自交通费、（网络）通讯费、水电煤这三个大头。这些商品或服务的特征原本就是用户越少价格越高，当地居民还享受不到中心城市政府隔三差五的补贴。今年夏天，为降低中暑风险，东京政府免除了当地居民4个月的自来水基础费，一度引发日本全国热议。当时《每日新闻》等媒体分析指出，东京能实施这类政策，得益于其充足的财政资源和广域统一运营的特殊体制，日本其他地方学不来。

地方城市有着更低的工资和更高的通胀，无怪乎无法吸引外来人才，甚至留不住当地居民。不少评论指出，最低工资早已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国家人口战略问题。

今年最低工资上调幅度排名前列的秋田县等地，无一不是人口流失的重灾区。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关东地区的山梨县——该县毗邻东京、琦玉、神奈川等强势城市，最低时薪标准却是日本“洼地”，在本次上调之前还不到1000日元。如今，山梨县居民相较20年前减少了11.2%；3人里就有1人是65岁以上老人。

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是好是坏

《日本经济新闻》一篇评论指出：全国各地时薪首次全部突破1000日元，标志着某种“石破茂政权的遗产”。

两天前的9月7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宣布辞职。在临时记者会上，他也提到刚刚落地的最低薪资标准，再次强调“加薪才是日本经济增长的战略核心”。稍早的5日，石破茂对记者团解释了本届政府为何如此重视最低时薪。他说：日本现在有660万在最低工资线上挥洒汗水、辛勤劳作的人，我们的政治是要尽量保障他们的安全感。

石破茂出任日本首相后，曾提出在2020年代实现最低时薪1500日元的政策目标。如今他没有机会兑现这个承诺，但让外界看到了一些成果。石破内阁的经济财政再生大臣赤泽亮正在今年夏天办成两件大事：对外基本谈妥了与美国之间的关税纠纷；对内则就最低时薪问题在日本各都道府县游说，促成了如今的涨幅。

每小时66日元看上去很少，但与3年前相比，已经翻了1倍以上。这个数字也足够让日本政府与市场关系紧张。今年，岩手县审议会最终通过了79日元的涨薪决议，但有企业代表当场离席以表愤怒。《朝日新闻》消息称，赤泽大臣向日本厚生劳动省官员和经济界高层多次施压，迫使他们在审议会一再上调涨薪幅度。

说到底，最低时薪不比其他工资标准，它不是指导性的，而是有法律效力。从介入汇市到操作最低时薪，有声音质疑，如今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否过于强势。

作为自由主义国家，日本一度试图将薪资标准完全交给市场，让劳资双方和公益代表去决定。但现实是，日本2002年实施时薪制以来，连续多年最低薪资涨幅不超过1%。基层劳动者做着重要的工作，但越来越穷。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曾从“摆脱通缩”的角度关注到了最新时薪。如今背景变为了“缓解通胀”，但解法没有改变。

越来越多日本专家肯定这种趋势。经济学家久本宪夫指出，在劳动力短缺的大背景下，涨薪对企业总体利大于弊。他还提及，在面对资方时，工会谈判话语权依旧有限，不得不依赖“政府强制”。

另一方面，涨薪带来人力成本上升，令日本中小微企业面临压力，也是事实。近年来，日本因入不敷出倒闭的企业，与因人手不足倒闭的企业同样处于高位。

日本法政大学山田久教授向NHK介绍称，今年一方面实现了最低时薪大幅上涨，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城市达成协议，将最终涨薪期限推后到了明年实施，这正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从根本上说，如何推进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为他们创造更多环境，帮助其改善盈利能力，这也是政府介入涨薪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