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司平】当地时间10月10日傍晚，日本首相石破茂在首相官邸发表了一份长达20分钟的“战后80周年谈话”。自今年1月石破茂首次放出发表80周年“谈话”的意向后，一直遭到日本国会内保守派和右翼势力的激烈反对，一拖再拖，最终拖过了“谈话”本该面世的8月15日。
外界一度以为，石破茂的“谈话”将是“鱼死网破”式的：他即将卸任日本首相，这是他在任期间的最后一次重要的公共发言，他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然而“谈话”发表后，舆论效果却一般。日本的进步派认为它不够彻底，不够“冒犯”；保守派则认为强行发表谈话本身已经是一种巨大的冒犯。诚然，石破茂的“谈话”是不彻底的，但其中依旧有种奇特的东西。几十年后回顾起来，这份“谈话”或许将成为某个转折点。
一份奇特的“谈话”
外界通常所说的战后谈话，是日本首相自1995年以来以十年为单位发表的官方讲话，惯例放在8月15日“败战纪念日”左右。在这个系列中发表过“谈话”的日本首相有村山富市，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这类“谈话”中，日本首相将提及一些在政府公共发言中日渐淡出的描述：日本曾在过去发起过侵略战争，为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带去过巨大痛苦，日本对此深刻反省。
值得注意的是，首相谈话成为惯例，并不意味着日本政坛和社会各界更加关注那场战争。恰恰相反，正因为从那个时期起，日本已经开始遗忘那场战争，历史修正主义盛行，才催生了这类谈话。在日本天皇之外，还要有一名首相级别的重要人物，定期向外界展示日本愿意承认历史、在日后坚持和平主义的立场。这既是形式，也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意义。
石破茂的“谈话”很长，A4纸写了快7页。比起前三次首相“谈话”中表态乃至“起誓”的态度，石破茂的发言更像是分析，慢条斯理，娓娓道来。如他先前多次承诺的，这份“谈话”总结了日本政府未能阻止军部发动战争，以及更重要的，这样的总结对当下日本有何启示。石破茂花一大半篇幅谈了二战前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结构性问题，当时政府、议会和媒体的失职问题；并暗示这种情况与近一百年后的当下日本非常相似——政治家是软弱无力的，军事扩张是受到支持的，媒体是没有监督力量的，民间的排外主义是异常狂热的。
这份“谈话”的措辞并不激进，但石破茂并非没有站立场。他的立场不是那类意气风发的建设性的承诺，而更像对糟糕当下的某种牵制。石破茂试图借助历史分析向今天发出警告：如果日本还未意识到当下总体环境与“战前”氛围何其相似，日本的历史就将再次走入严冬。
没有中国韩国，没有“加害责任”
外界对此反响不一。日本国会和民间的保守派在此前想方设法妨碍谈话发表，甚至有评论认为，坚持在首相任期发表“谈话”，是压垮石破茂在自民党内支持率的最后一根稻草。9月下旬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明确表示“反对石破茂以首相的身份发表见解”。高市给出了较为中立的理由。她指出，此前三次首相“谈话”都是经内阁会议决定的政府正式文件，而石破茂的“谈话”只是他的个人感想，是他与几个历史学者商量出来的，在任期间发布极为不妥，恐被外界误解为官方态度。
在保守派看来，2015年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谈话”的基调是恰到好处的。它一方面维持了基本的政治正确，承认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带来的苦难；另一方面，也指出不该让“与那场战争毫无关联的子孙后代”背负战争责任。自民党内的保守派认为，这场谈话应成为日本对周边国家“道歉外交”的终点。他们担忧石破茂的发言将对安倍“谈话”的历史地位造成冲击，再次使日本陷入不利的境地。
在野党中，以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为代表的泛左翼阵营对石破茂谈话表示遗憾，认为其洋洋洒洒一大篇，却未强调日本的“加害责任”。与自民党不同，日本在野党大多鼓励石破茂以首相身份发表“谈话”。福岛此前建议石破茂卸任前“放手一搏”，以某种形式留下历史遗产。然而10日晚间，她接受《东京新闻》采访时表示：石破首相最终顶住压力发表谈话，这值得肯定；但内容过于保守。福岛还表示：“反正都要辞职了，不知他还有什么可顾及的？”
“讲得很好，没什么新东西”
与批评声相对，部分日本保守派肯定石破茂的“谈话”，也是因为这份发言给保守派留足了面子，至少并未在字面上强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最大在野党之一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的古怪点评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玉木雄一郎对《产经新闻》说，“石破首相的稿子写得很好”，“基本延续过去的日本政府立场，没什么新东西”。
政治记者伊藤惇夫对《时事新闻》表示：这份“谈话”是得体的，尤其是在近年日本政坛对二战等历史问题已经无法生产出什么新观点的当下，可以认为石破首相展现了他的独立思考能力。不过，站在同样的出发点，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北冈伸一等更多学者却认为石破茂的“谈话”过于自说自话，更像是满足了其自身的历史研究癖好，缺乏能够引发广泛共鸣、带有领袖精神的要素。
例如，石破茂提及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议员斋藤隆夫因其反战言论遭到除名等种种日本内部的历史细节。但作为日本首相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发言，外界还是更加期待他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作出某种积极表态，而不是完全回避中国和韩国的存在。
然而，为何要谈历史
石破茂“谈话”中的确出现了许多未必符合首相发言的内容，但在这个话题中，过度地谈论历史细节有它的意义。日本关于二战的历史叙述已被“未来”叙述偷换了许多年。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找寻到了“未来志向”这一新的话语资源，各界就以“着眼未来发展”为方法淡化历史问题的立场达成一致。在好的方面，它意味着日本依旧有意与周边建立良好关系，乃至在将来维持和平主义道路。但在坏的方面，它意味着历史修正主义的崛起，第二次教科书事件也从那里开始。
可以认为，石破茂在今天重提历史，即是在提醒日本各界：过去的错误无法以任何形式一笔勾销。日本需要怎样面对这些历史包袱，这是值得商榷的；但日本必须面对。在新世纪中日关系第一次陷入紧张的小泉执政时代，日本知名学者仲正昌书在一本名为《日本与德国：两种战后》的新书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日本的持续反省并不完全是为周边国家和地区，也是为自己。只有将持续的、被迫的、乃至是略带“矫枉过正”色彩的痛切反省上升到政府和国家体制的层面，日本才有可能真正重新出发。
某种意义上，石破茂的“谈话”是令人沮丧的，它太复杂也太温和了。然而一方面，日本、或全球范围的公共话语空间已经来到了一个“说出常识已经令人感动”的时代，这份发言背后那种古典的自由主义精神在今天依旧有意义。另一方面，在当下日本政坛极为动荡的当口，“谈话”尝试以晦涩的方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石破茂已经基本说了他该说的，剩下的留给后人去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