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司平】距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上发表不当涉台言论以来，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月。期间，中日关系持续紧张，对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造成负面影响。为此，本报专访了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日本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替读者梳理了本次事件中的关键问题：高市早苗的涉台发言为什么错？是怎样的背景和现状促成了如今的高市政权？什么才是对日本而言正确的选择？
滨田和幸曾出版《对冲基金：世纪末的幽灵》等多部日文畅销书，自2010年以来活跃于日本政坛，出任过自民党参议院议员，外务大臣政务官，对日美中三国历史和外交史有扎实的把握和独到的见解。滨田指出：高市首相涉台表态破坏了中日互信的基础，引发了严重的外交危机。在当今世界局势下，日本不应被动卷入大国博弈，更不应剑走偏锋煽动焦虑，而应该通过提高政治素养、加强对话，方能保卫地区稳定，推动国际协作。
以下是对滨田和幸的访谈：
《东方新报》：在您看来，高市首相涉台发言的本质问题究竟在哪里？目前事态发展到什么程度？
滨田和幸：这次发言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弹，核心问题在于破坏了中日之间长期以来的相互信任。本着邦交恢复正常化之际的承诺，历届日本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在内，都不会对台湾问题作出过度的预判。高市首相却在国会答辩中直接提出“存亡危机事态”，等于提前亮明立场，这在外交上是非常罕见、也相当危险的做法。
从高市首相过往的种种行为可以看出，她对中国很难称得上“友善”。这类动向在本届内阁刚成立之时，因种种原因还不太明显，但在此前的国会答辩中暴露无遗。如果她具备更宏观的外交视角，即便遭到在野党追问，也完全可以用更审慎的方式回应。因此，这次发言反映出她个人在外交判断上的局限性。
《东方新报》：事实上，安倍前首相也没有在任内就台湾问题过度发表见解。在这个意义上，高市首相真的是所谓安倍路线的继承者吗？
滨田和幸：这个问题很重要。高市首相确实自称安倍前首相的继承者，但如果仔细比较，会发现二者在对华外交上的做法其实有明显差异。
安倍在任时非常清楚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他上任后首次出访的国家不是美国，而是中国。那一时期，从官方到民间，都与中国维持着许多媒体未必报道的“水面下”的沟通。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活动，使得安倍前首相即便有时在安全议题上立场强硬，但也没有完全破坏两国的信任基础。
相比之下，高市内阁与台湾地区之间往来频繁，却几乎不与中国中央政府对话，她的外交战略是非常片面的，可能称不上是战略。过去，自民党内部有许多中国方面的管道，可以发挥缓冲作用；但如今这些人要么退休，要么被边缘化。加之公明党退出执政联盟，日本政权内部几乎完全丧失了推动中日关系改善的力量。
《东方新报》：如何看待高市首相在国内的政治基础？她的支持率与执政能力之间是否存在落差？
滨田和幸：高市首相在部分保守选民中确实有人气，尤其是她说话直接，立场强硬，还是日本的第一位女首相。但人气并不等同于治理能力。现实是，她上台数月以来，并未在日本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上拿出成果。
当前日本社会最突出的，是物价上涨、生活成本上升、政治腐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些才是侵蚀民众政治信任的根本原因。但她往往回避这些结构性问题，转而强调削减议员人数、强化安保等议题，这无法回应民众的现实焦虑。
在这种背景下，通过渲染“台湾有事”“中国威胁”，强调防卫预算、军事扩张，确实能获得部分右翼支持，但并不能转化为广泛而持久的民意基础。
《东方新报》：在这个问题上，将安全议题和防卫产业作为经济突破口，是否可以看作高市政权的重要经济策略？
滨田和幸：确实如此。她试图把扩大防卫开支、发展军工产业“包装”成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问题在于，这种逻辑建立在地区关系持续紧张甚至冲突的预期之上。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正是通过战争和危机获利，而日本正在被引导着走上类似道路。
通过不断强调“台湾有事”“周边威胁”，就可以合理化增加军费、采购美制武器，甚至推动军备出口。这在短期内或许能刺激部分产业，但从长期看，并不能解决日本社会老龄化、财政赤字、社会保障吃紧等根本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路线会加剧地区紧张，使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东方新报》：您如何评价美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美国是否真正站在日本利益一边？
滨田和幸：美国的核心逻辑始终是“美国优先”。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其他政府，其出发点都是维护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特朗普只是看上去尤其明显。从现实角度看，美国更在意的是如何维持自身优势，而不是日本的长远利益。
如今的美国，一方面不断要求盟友增加军费，另一方面在经济和战略上又保留了与中国谈判、交易的空间。从此前的稀土事件也可以看出，对美国来说，中国才是必须认真博弈的大国。相反，日本只是可以施压、可以随时要求其配合的对象。因此，日本如果不建立自身的外交平衡能力，而是一味相信“美国会保护我们”，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形势变化，日本可能会被当作筹码使用。
这一点在美国近期发表的最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已体现得十分明显。美国内部的多项评估指出，一旦发生大规模冲突，美方未必占优。因此，美方高层也反复强调“避免冲突”“加强沟通”。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更应该发挥桥梁作用，而不是争做对抗前沿。
《东方新报》：最后，您如何评价这次风波在日本外交史上的位置？日本又该如何修复由此造成的影响？
滨田和幸：这次发言造成的日中紧张，是相当严重的。过去日本历届政府即使立场不同，也努力维持对话与克制，而这次却因一句话迅速破坏长期积累的互信。这本身就说明日本外交判断的稚嫩。
更重要的是，事后缺乏反思。高市政府没有认真思考为何中方反应如此强烈，也缺乏站在对方立场理解其历史与感情的努力。如果连“对方为何愤怒”都无法理解，就谈不上真正的外交。
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日本社会正在失去过去那种从容与自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经济强盛，心态开放；而现在，经济长期停滞，社会老龄化严重，许多人对未来缺乏安全感。
这种不安情绪很容易转化为对外部的警惕甚至排斥，这也体现在日本社会当下对安全议题极度敏感，还试图不断收紧外国人政策等方方面面。但问题在于，日本真正需要的不是封闭和对抗，而是重新找回面向世界、与亚洲共存共荣的能力。政治的责任，本应是帮助社会正视现实、引导长期方向，而不是利用不安情绪来收割支持。日本必须学会在中美之间、在亚洲内部，主动搭建对话平台。
美国、中国、日本三方之间确实存在利益竞争，但同时也存在大量的合作空间，甚至不得不展开合作的领域。日本在其中的作用本应是独特的：我们与亚洲各国和地区之间缔结了长久的历史纽带，积累了深厚的经济联系和人文交流，在民间层面存在广泛互动的基础。日本也拥有丰富的技术积累，如果能够在医疗、健康、环境、老龄化课题等领域，与亚洲国家乃至全球展开更深层次的合作，不仅有助于缓解紧张关系，也有助于重新塑造自身的国际角色。
日本真正的出路是推动共存共赢，而不是靠刺激对立来制造存在感。这不仅是对中国、对亚洲负责，也是对日本自身的未来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