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司平】距离日本法务省修改“经营·管理”在留资格许可方案至今已过去约半年，许多在日外国家庭的生活轨迹因此发生改变。2025年夏季，日本媒体放出风声，“经营·管理”签证的申请和续签规则将大幅收紧；同年10月16日，新方案正式落地。
起初，外界认为本次改动意在规范流程、筛选更符合政策制定方期待的高附加值投资者，但实际情况似乎比想象中更复杂。
近日，《东方新报》采访了东京当地老牌投资综合咨询公司PG&CO太平洋咨询。该公司成立于1977年，精通税务和入境管理业务，在过去多年中协助各行各业外籍人士合法合规落地日本，掌握许多一手资料。在该公司咨询部部长胡丹丹的介绍中，我们察觉到新规定背后大量不成文的“潜规则”，以及在操作现场暴露出的矛盾甚至不合理之处。
规定改了哪些，为何难操作？
根据日本法务省的公开资料，“经营·管理”在留资格的改动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这并非全貌，但了解纸面上的改动对初步把握情况至关重要。在人才中介的普遍观点中，从规则条款本身到实际审查裁量，旧方案的确过于宽松，留下了无数“钻空子”的通路；但新方案又过于严格，甚至存在脱离实际之处。胡丹丹结合现场经验，作出如下解读。
首先是外汇壁垒。新政落地后，“经营·管理”签证所需的注册资本金或出资总额，从以往的500万日元大幅上涨至3000万日元。表面上看，这是对投资者资金实力的筛选。然而事实上，并非所有有此实力的个人投资者都能合法地立刻拿出这笔资金。
这背后还涉及一个“潜规则”。在500万日元即可创业的时代，日本法务省对资金来源的审查相当宽松，只要公司誊本出现这笔资金，即便是临时借款也可能过关。新政策不仅要求3000万日元足额到位，相关部门更在实际审查中要求这笔资金必须由“申请人本人名义”通过银行汇款至日本，还会视情况要求出具资产证明。
这条规定并未出现在官方文件中，正是它拦住了相当一部分合法合规的中国中产创业者。在胡丹丹的分析中，新规似乎试图排除那些对外汇实行管控的国家和地区，或者只希望当地法人直接出资在日本设立子公司。
其次是雇用义务。以前的政策可以在500万启动资金和雇佣两名员工中二选一，绝大多数申请者选择前者。与之相对，新政策要求，“经营·管理”签证申请者需要雇佣1名以上的全职员工，且该员工必须是日本人，或持有永住资格、永住者配偶资格等在日身份极为稳定的外国人。
“然而现实是，这家公司刚注册，老板是外国人，人还不在日本，甚至签证都没批下来、公司不知是否开得起来——真的会有日本人或身份稳定的外国人愿意来这样的公司吗？”胡丹丹指出。这也是此前绝大多数“经营·管理”签证申请者倾向于提交启动资金的主要原因。从中介市场角度看，这样的规则反而可能逼迫创业者走上“找人挂名”等不规范的道路。
再者，是资质和语言的一刀切。新政明确规定，申请人必须具备3年以上经营管理经验，或者取得经营管理相关领域的硕士（修士）及以上学位。语言方面，申请人或其雇佣的常勤职员必须有一人具备CEFR B2（相当于N2）以上的日语水平。
这带来了怎样的结果？过去，一名留学生可以梦想毕业后在日本开一家小咖啡店；现在，如果他学习的不是经营管理，即便日语流利、拿得出3000万资金，也没有资格入场。同样，一些在池袋等地经营中华料理店，或从事电商、定制文旅的从业者，其商业模式大多闭环在华人圈层，或并不需要使用高阶日语。这种“一刀切”的门槛将相当一部分业态挡在了门外，也无视了市场的自然垂直分化。
最后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隐性压力。新规明确了事业计划书必须有中小企业诊断师、会计师等第三方专家背书，无论申请者是否有能力自行将计划书做漂亮，这笔顾问费用是省不下来了。新规还要求办公场地与生活空间明确分开，这就打破了以往一些“一楼开店、二楼自住”的一户建小作坊模式。事实上，不少日本人的小店就是这样利用空间的，但申请“经营·管理”签证的外国人不被允许。
这些改动与前几个大项相比似乎“不值一提”，但实操中常常成为障碍。隐性成本积少成多，最终显著增加了“经营·管理”签证的门槛。
新人“劝退”，老人“休克”？
政策改动抬高了新人的入场门槛，同样也增加了已持有签证者的续签难度。在申请更新时，新政策将倒查过往一年的年金保险缴纳情况，这是过去没有的。胡丹丹介绍称，对于不符合新规定的“经营·管理”签证持有者，相关部门通常将给予3年时间整改。若发现存在法务或劳务等较为敏感的问题，续签的有效期限将缩短至4个月甚至更少。
PG&CO的客户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中产家庭。他们来日本创业并非追求巨额利润回报，而只是偏爱当地的文化环境和较低的竞争压力。这些中产十分典型：年纪较轻，变卖了国内一两套房产，夫妻中一人申请“经营·管理”签证，一人持家属滞在签证，子女从小在日本接受教育，已大体融入了当地生活。他们的事业合法合规，但规模不大、流水不高。如今，为了继续留在日本，证明自身事业的“可持续性”，他们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去应对那些原本没有的要求。部分无论如何达不到标准的人考虑回国，却发现自己已经没有退路。
新政落地后的半年中，“经营·管理”相关审批的尺度明显收紧。胡丹丹所在的PG&CO已积累了7件未通过审批，其中5件是新申请，2件是续签。收紧的不仅是那些明文改动的条款，也包括一些过去就存在、但由于不够合理而从未被认真执行过的条款。胡丹丹向《东方新报》承认，新规落地对规范各项流程、打击空壳公司确实能起到良好的效果。然而，它是否真能如规则制定者所愿，吸引高精尖人才、激活商业环境？目前还要打上问号。
在人才质量方面，日本政府希望通过高门槛进行筛选。但在胡丹丹的实际感受中，“符合高要求的人其实没有必要非选择日本不可”。胡丹丹手头有两名持“高度人才”签证的中国客户，均来自上海，一名在日本投资不动产，另一名从事互联网工作，在资金实力和受教育程度上完全符合日本政府的期待。然而，近期二人都在咨询应如何卖掉日本的房产、注销公司。促使他们离场的导火索令人意外——是日本入管局对“经营·管理”签证持有者每年需在日本待满180天的规定。
这项类似“移民监”的规定原本就存在，但过去审批较宽松，未达标者只要出具合理的解释依旧能够获批。新规落地后，这一块也严格执行了。然而，国际贸易从业者在海外跑业务是常态，互联网从业者也习惯带着电脑满世界移动，他们都很难保证一年有180天留在日本。
在胡丹丹的分析中，日本相对高昂的法人税和个人所得税，以及放在全球也属罕见的遗产税和赠与税，原本就饱受富裕阶层非议。如今各种繁文缛节的“卡壳”更令人不快。这些因素单一来看都不是致命的，但叠加在一起，没人知道哪一条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新规定对下沉市场生计型行业的冲击更加肉眼可见。尽管日本的“中华料理”为人津津乐道，但在胡丹丹的观察中，开餐厅早就不是中国客户申请“经营·管理”签证时的主要选择，受到新规重创的更多是南亚群体。
如今，日本国内有众多印度系餐厅，在日尼泊尔群体在过去10年中也翻了5倍。这些餐厅不少口碑良好，受到当地人喜爱，但本质上仍是小本经营，盈利刚好自给自足，员工多是打工的留学生。面对新政策，无论是3000万资本金、雇佣身份稳定的正式员工，还是日语水平达到N2，都未必是他们短期内能够实现的。事实上，这些高标准也不符合这类餐饮业态的市场定位。目前，日本全国各地的相关律师正在积极奔走，希望为这些生计型企业争取生存空间。
观望与等待
日本的人才中介市场也开始洗牌。新政实施前的一年（即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PG&CO共接受“经营·管理”签证业务约100件，其中6成是新申请，4成是续签，通过率为10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5年10月16日新政落地至今的近半年中，PG&CO仅收到3件“经营·管理”签证准入申请，且目前均未正式提交给管理部门。
胡丹丹表示，最近半年申请量骤减，一方面是由于门槛大幅提高，另一方面是许多潜在客户进入了观望状态。他们正通过中介等渠道收集信息，期盼政策只是“一时”的收紧——正如日本内阁的频繁更迭一样，政策来得快，也许去得也快。然而到了今年2月，大部分人已经接受了现实，开始陆续按照新标准准备材料，或者干脆放弃原有计划。
中介行业正呈现出一种略带讽刺的繁荣。在行政书士方面，“经营·管理”签证的准入申请订单大幅减少，但他们正为了给老客户准备更高标准的续签材料而忙得不可开交；一些综合服务机构则接到了大量关于出售公司、资产清算和关停撤离的业务。业内预判，如果事态长期化，“留学”签证也可能迎来另一波热潮。未来，希望在日本创业的外国中产可能会选择先在日本读一个经营管理类研究生，借此期间学习日语、满足学历要求；同时“蚂蚁搬家式”地汇入3000万日元启动资金。
另一方面，相关从业者也陷入了一种等待的心态。他们清楚，日本政府下这剂猛药，本意是为了驱逐劣币、招徕真龙。但其中确有不少脱离现场实际运作的条款，和这背后隐约透露出的某种“傲慢”，很可能给日本经济和产业活力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空壳公司和不法经营的确将被逐渐出清，但这种强力矫正的收益与附带的真实市场损失相比究竟如何，不久的将来会有数字给出答案。或许到了那个时候，会有人愿意按下“撤回”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