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神”巴菲特近日访问日本，透露增持日本五大商社的股份，并考虑进一步投资日本股票。在很多人看来，巴菲特的这一系列举动是对日本的“盖章认可”。他在接受日媒采访时表示，有一种很强的预感，日本将走出30年的通缩时代。

自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金融、地产、实体等产业都受到严重冲击。行业艰难的“去杠杆”过程、负债民众对未来的担忧，共同造成了企业有效投资不足、居民消费支出疲软。换句话说，从个人到行业都出现了“低欲望”。少子化、老龄化持续“无解”，进一步加剧了消费低迷，也让所有人固化了“过紧日子”的心态。日本陷入了长达几十年的通缩时代。反过来，由于缺乏通胀预期，社会消费进一步低迷，企业投资进一步乏力，形成“恶性循环”。低增长或负增长成为几十年来日本经济的“常态”。

为刺激经济增长，日本21世纪后先后实施了多轮量化宽松、推出了“负利率”，希望将通胀提高到2%，但这些政策除了催生金融市场繁荣、加剧社会分化外，在解决通缩上效果有限，未能带动实体经济增长。2022年日本通胀率达到2.3%，但这是进口物价暴涨、日元持续疲软共同发力使然，是典型的“输入型”通胀，而非政府期待的“需求扩张型”通胀。

巴菲特以独到敏锐的投资眼光著称于世。他预感日本将走出通缩时代，并非空穴来风，意义自然不同。事实上，从当前来看，日本的确有着走出通缩时代的多重利好。

从国际格局来看，受俄乌冲突、新冠疫情、大国博弈等影响，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迎来重构，也让芯片、清洁能源等日本制造业迎来了更多机会。此外，疫情以来日本央行没有紧跟欧美国加息的步伐，使得企业融资具有明显成本优势。政府层面，目前也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企业投资的政策。这些都有望推动日本企业投资或扩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意义不言而喻。

从产业结构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东风”有望让日本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在许多高科技领域领先世界，但这些技术大量被用于传统产业（家电、汽车等领域），没有广泛用于产业结构升级。事实证明，这些投资未能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反而导致产能出现结构性过剩，企业投资热情降低。近年来，日本政府积极引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概念。以人工智能、新材料、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赋能日本商品和服务“旧貌换新颜”。

从国际竞争力来看，日本长期面对的“劳力荒”以及人工成本高企的问题可望得到缓解。日本近年来进一步放开了对外国劳动力的引进限制。近日，一项酝酿的政策还拟将在日留学的国际留学生就业比例提高到60%。更加“聪明”“能干”的人工智能，显示出了它完全可以胜任很多程序性、机械式岗位。日企即将迎来普遍“降成本”的契机。

从国内消费市场看，一大波有利于提振日本消费的政策“正在路上”。人越多，消费需求就会越旺盛。无论是日本近年更趋灵活、开放的“移民政策”，还是政府近期敲定新版本的“观光立国计划”，都能有效扩大内需。

当然，植田和男出任央行“掌门人”，也提高了外界对日本走出通缩的期待。与“前任们”不同，植田和男是二战后首位学者出身的央行行长。他的金融政策务实且讲求平衡，曾被美国前财长萨缪斯称为“日本的伯南克”。新面孔、新理念的他，或许会给日本经济带来不一样的未来。

日本是否能走出通缩时代？时间将会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