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近日陆续揭晓。大阪大学教授坂口志文、京都大学教授北川进分别摘得生理学或医学奖及化学奖。这意味着日本2000年以来诞生了22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奖者（其中含3名日裔美籍学者）。日本国民热血沸腾，全世界科学界也为之震撼。

毕竟，近年来唱衰日本科研实力的声音此起彼伏。2001年日本曾立下了“50年内要拿30个诺贝尔奖”的flag，却被不少人认为不切实际、有些狂妄。如今50年刚刚过半，日本的KPI已完成了2/3。说成就斐然，一点也不过分。

取得诺奖既要真金白银的投入，也要研究者耐得住寂寞。这两条日本都不缺。二战后，从国民到政府都怀揣着让日本崛起的梦想，集体主义信念把所有人拧成了一股绳。匠人精神讲求“慢”与“精”，既宽容失败，也对孤独探索者予以极大尊重，为科学家潜心研学提供了良好土壤。20世纪70年代，日本GDP重回世界第一梯队后，“不差钱”的企业和政府也在基础研究投入上格外大方，研发投入占GDP比例一度超过德国和美国。另外，日本在产学研结合上相当成功，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成果便是企业研发岗位上完成的。这些积淀为后续日本不断抱回诺奖打下了很好根基。

结合多年来日本获奖情况看，获得者的成果大多是在二三十年前完成的，而21世纪恰好是到了“摘果子”的时候。换句话说，曾经栽下的科研大树仍在开花结果，日本学者未来还会捧回诺奖。这也难怪，北川进近日公开表示，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候选人还有很多，还会有人不断站上领奖台。或许不久的将来，世界便会见证日本“50年摘下30个诺奖”的壮举。

不过，诺贝尔奖+2，日本也先别急着高兴，欣喜之余也要看到隐忧。环顾今天日本的科研圈，“差钱”“差人”，后劲显得乏力。

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政府和企业都收紧了钱袋子。2004年大学“法人化”改革后，政府对国立大学经费进一步减少。近年，财力捉襟见肘的政府，还要考虑人工智能等产业的发展，基础研究投入被不断“挤压”。

以前年轻学者们可自由选择研究方向，靠着稳定经费长期潜心研究，但如今他们却要为经费申请而发愁，那些可能失败或耗时费力的科研项目要获取经费支持则更难，很多人只能转向短期研究项目。企业同样在基础研究投入上变得保守，不愿为年轻研究人员从事长期研究提供充足的时间和资源。坂口志文和北川进近日也都认为，政府对基础科学的经费越来越少，对年轻研究人员的支持不够。经费不足直接拖累了科研学术产出。日本近期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2025》显示，TOP10%高被引论文中位列全球第13，TOP1%高被引论文中排名全球第12，均较几年前出现不小退步。

理工科博士本该是未来日本科研事业的主力军，但攻读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博士的人数越来越少。一方面是少子化“惹的祸”，另一方面是年轻人兴趣减弱。经合发展组织（OECD）近期公布报告显示，2023年日本毕业博士中攻读理工科比例仅为35%，在38个成员国中排名第32位。日本年轻人对攻读理工博士不感兴趣的原因，既因从事科研工作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也因“按资排辈”等职场文化稀释了学历的优势。在很多人看来，早就业，积累职场资历和工作经历，可能比获得博士学位来得实惠。

一些社会习俗和职场规则也拖了日本科研的后腿。获得2021年诺贝尔奖的日裔美籍学者真锅淑郎在回答“为何加入美国国籍”提问时表述，自己缺乏与周围人打成一片的能力。言外之意，他并不喜欢讲求“读懂空气”（即顾全大局，懂得察言观色）的日本社会规则。毕竟，科研学术工作，重在实事求是，真理最大，不容妥协。不可否认，在战后特殊时期，这类顾全大局式的集体主义有时代必然性，也为日本经济快速腾飞做出了贡献，但社会发展、心态变化的今天，这类习俗早已被很多人厌弃，甚至成为扼杀个性与独创性的元凶，以及导致日本高端科研人才外流的推手。

显而易见，日本要想让诺奖的高光时刻延续下去，就不能光靠吃历史老本，而是要居安思危，尽快对准病根下药。这考验着日本“分蛋糕”“做大蛋糕”的能力，也考验着其打破陈规、改善科研土壤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