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务省最近发布的《海外日籍人数调查统计》显示，2020至2021年间，中国是日本人第二大“流出”目的地，超11万日本人长住中国。北京、上海、香港等城市位居最受日本人青睐的中国城市前列，近来，长住苏州、广州等城市的日本人数量也增长明显。

在日本人“流出”目的地排名中，中国仅次于美国，长年保持第二位置。受疫情影响，海外长住日本人数量下降，排名前十的目的国中只有泰国小幅上升2.6%，减少最多的韩国下降了11.3%。美国和中国都下降4%，但仍保持前两位，长住日本人数量超10万的国家也只有美中两国。

中国成为日本人最主要的迁居目的国之一，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中日经济关系不断加深，中国为日企外派员工提供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多。中国是日本企业重要的海外生产基地，改革开放之初，松下等日本企业就在中国投资建厂，并将产品销往欧美或返销日本。随着中国国内消费市场扩大，日企在中国开始推行“本土化”战略，在华日资企业开始更多生产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这样的转变让日企派驻中国人员的结构发生变化，从技术人员为主，转变为技术、营销、研发并重。

由于制造业产能和技术水平迅速提升，中国作为日本输美、输欧产品生产基地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不再只负责低端产品和零部件生产，本田飞度等主流输欧车型也都由中国工厂生产装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对日本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市场成为日本企业最重要海外市场，特别是汽车业。汽车业是日本GDP占比最高的产业，被视为日本经济的生命线，由于美国贸易政策和欧洲能源政策转变，日本汽车近年来在欧美市场上表现不佳，而在中国的销量连年刷新纪录。为了保持在中国的销售增长，日本企业也越来越重视在中国的营销。

日企刚开始在中国投资时，派驻中国的“前途”和“钱途”也远不如派驻欧美，很多人不愿到中国工作，甚至将派驻中国视为变相“流放”。随着中国市场重要性提高，中国工厂、分公司在日企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很多有“中国经验”的管理人员跻身企业高层，比如曾任东风汽车总裁和日产中国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内田诚在2019年升任了日产汽车社长兼CEO。中国成了日企技术和管理人员的“机会之地”，因国内市场增长停滞而难有施展空间的人将转战中国市场视为突破职场瓶颈良机，促成越来越多日企优秀人才到中国工作。

其二是中国为海外科研和技术人员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和优厚的待遇。中国正在推进制造业升级，为了加速技术迭代，中国汽车、电子等行业的企业积极吸引日本技术人员。科研方面，中国与日本合作不断加强，并在尖端技术和基础科学领域都加大投入，越来越多日本科学家看到了新机遇。“微纳机器人之父”福田敏男、脑神经科学家御子柴克彦、人工智能专家石渕久生、工程学家上田多门等人都已进入中国高校或科研机构工作，被誉为光催化之父的东京理科大学原校长藤岛昭更是率领自己的团队“集体跳槽”到上海理工大学。

更多日本人在中国工作并长期居住，能够促进日本与中国的经贸和技术合作，还能助推日本文化在中国的推广。发展机会的增加、生活和工作环境的优化减少了日本人在中国工作的障碍，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疫情给中日间跨国旅行造成了干扰，也是长住中国日本人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

绝大多数日本外派人员会在派驻期满后回国，造成他们生活圈子封闭，和派驻国同事少有深交。为保证外派人员子女能在成年并回国后融入日本社会，日本在海外开设了“日本人学校”提供日式教育，这也是日本为外派人员提供保障的独特机制，中国的北京、天津、上海、苏州、大连等城市都设有“日本人学校”。“日本人学校”为外派人员解决了子女教育方面的后顾之忧，还成为在海外推广日本文化的重要机构。然而，这种教育机制也存在天然缺陷，封闭的教育环境阻隔派驻人员子女与住在国青少年的交流，疫情发生后，因无法正常举办文化活动，很多“日本人学校”都遭遇运营困难。要更好激发外派人员潜力，日本还需为他们创造更多融入住在国当地社会的机会，企业也需对人事等制度进行调整，促进日籍员工和外籍员工间的横向交流，并鼓励外派人员子女走出围墙，更多与住在国青少年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