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媒刊文称，前往中国任教的日本科学家逐渐增加。事实上，除了高校外，中国的科研院所、高端制造企业也是日本科技人才“扎堆”的地方。外务省发布的《海外日籍人数统计》显示，2020年至2021年间，中国是日本人的第二大“流出”目的地。

越来越多日本科技人才喜欢赴华“打工”，首先源于日中经贸关系持续升温。几十年前，日本在华投资设厂，当时中国是日本海外生产基地，赴华日本人主要是管理人才、技术人员。在他们眼里，当时的中国设施不完善、生活不方便。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钱包鼓起来的中国人消费能力更强了，日企在华推出了“本土化”策略，即为了满足中国市场消费需求，将一些研发中心也设在中国。目前苏州600多家日企中，其中95%设立了研发机构。这些高端岗位很容易吸引日本高科技人才。

还有一些日本科技人才则是进入中国企业或机构。近年来，已有丰田品质管理主管、日产电动汽车开发负责人、日产负责研发管理部长等多名“技术大拿”转投中国车企。此外“微纳机器人之父”福田敏男、“光催化之父”藤岛昭、脑神经科学家御子柴克彦、人工智能专家石渕久生等人也已进入中国高校或科研机构工作。

这些高科技人才将职场阵地转移到中国，主要有两重原因。

其一，中国让这些大咖更有用武之地。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减少了对各大科研机构的经费投入。2004年大学“法人化”改革后，国立大学从政府获得的经费进一步减少。这导致不少学者科研工作无法顺利开展，个别学者无奈还在网上筹款搞研发。雪上加霜的是，日本出生率减少，职场不太看重学历，国内愿意考研读博的人数减少。数据显示，目前每100万人中拥有博士学历者仅有120人左右，不仅被美英德等国远远甩开，也低于自身历史数据。一些学校的博士学科面临生源不足的窘境。年轻学者面临无业可就的焦虑，在职学者则面临学校拨款进一步减少的烦恼。

在汽车产业等领域，日本面临人才资源充足，职场“内卷”的现状。随着全球燃油汽车市场逐渐饱和，汽车技术人才收入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本田、日产、丰田等车企都祭出了裁员或降薪计划。

近年来，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加大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清洁能源、智能汽车等高精尖产业的投入，不仅攻读自然科学的博士人数增多，各大高校或科研机构也开启了全球人才争夺战。在中国，既容易找到工作，搞科研也不差钱，这对日本大咖们的确有吸引力。

其二，难以适应日本的“职场文化”。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籍日裔科学家真锅淑郎在回答记者“为何移民海外”的提问时开玩笑地表示，自己缺乏与周围人打成一片的能力，所以更适合待在美国。表面上这是一句笑话，但实质上真锅淑郎是道出了日本职场的问题，即要求人们“读懂空气”——日本职场要求每个人要顾全大局，懂得察言观色，根据现场氛围和情形做出与众人合拍的言行。这可能会压制一些人的创造力。事实上，日本职场颇受诟病的还有“年功序列”制，即加薪升职要“按资排辈”。对那些能力出众者而言，有失公平。

中国职场上过去虽也有“按资排辈”的痕迹，但并没像日本职场那么严重，整体上仍是以能力优先。近年来，中国提出要在科研领域破除“五唯”，不唯学历、不唯资历、不唯论文、不唯奖项、不唯帽子，构建重真才实学、重质量贡献的价值评价导向。这同样抓到了日本科技人才的“痒点”。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高科技人才赴中国“打工”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正常流动，但也有值得日本反思之处。